河图|中国人深信的两份传世奇图 暗藏一个千年谎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导读】,《河图》《洛书》是中国上古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被后世看作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 。汉代儒士认为,河图就是八卦,而洛书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九畴》 。河洛之辞,最早见于《尚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又见于《论语·子罕》:“凤鸟不至 。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易·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 。
对此,黄宗羲、黄宗炎作出严厉批评,明确“河洛”为地理方册,澄清“河洛”与《周易》的关系,全力驳斥汉宋“河洛”之说 。究其缘由,黄氏兄弟身处明末清初社会政治乱局和以理学反动为主的文化思潮中,清算朱熹易学是其社会文化反思的一部分 。在王朝政治失序,整体的政治文化和个体的精神价值急需重建之时,他们试图以澄清“河洛”之说为切入点,解决当时的精神危机 。
晚清民国之际,中国社会急剧变革,黄氏兄弟的政治思考、批评意识和理学反动精神又适逢其时,得到梁启超、章太炎、钱穆、胡适等诸多学者的重视 。正如钱穆所言,“晚明诸遗老的史学,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理学’,亦可说是一种‘新理学’,他们要用史学来救世教人 。”
黄氏兄弟的批评,一度对“河洛”之说产生严重冲击 。本文作者认为,“河洛”之于现代,不必然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部件和处理对象,但仍需在重建过程中给予适当位置 。我们今天如何恰当地处理像“河洛”这种在历史上与当前都存在争议的问题,更加考验我们如何定义和对待“传统”及“中国”,而不仅仅是把它们当作“迷信”或是“文化图腾” 。
“河洛”批评与自觉
——基于黄宗羲、黄宗炎的
《河图》《洛书》批评及再研究
先秦典籍中有关“河图”“洛书”(简称“河洛”)的记载甚为寥寥,但汉代以后对“河洛”的叙述、阐释和讨论从未间断,以至史料层累、横议频出、卷帙繁多 。黄宗羲、黄宗炎是其中坚定的批评者,前者所论言简意赅,后者增益扩展,辞气峻厉,二人相互补充,对“河洛”之说形成叠加冲击,影响深远 。他们以经书为本,对所涉“河洛”记载予以分析,严词驳斥汉宋诸说,就“河洛”与易学、儒学、儒道关系等进行反思批评;同时,黄氏兄弟的“河洛”之说也暴露出观点、论证方面的诸多缺陷,对“河洛”内涵与历史发展的认知、解释亦有明显不足;但他们立足“河洛”所呈现的观点论证、批评意识、经世面向引发后世持续关注和讨论,多被现代学者肯定,不失为“河洛”研究,乃至学术思想批评史上的代表性事件 。黄氏兄弟之“河洛”批评及再研究,一方面可就经典认知、思想阐发、价值追求、文化批评等多个方面继续探讨;一方面亟当对“河洛”问题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体系下的处境进行反思,既从中获取文本解读、史料分析和学术批评的经验,又切实思考如何认识传统、重估传统,进而获取进行文化自觉和文化重建这一系统性工程的历史经验、学术路径和思想方略 。
河图|中国人深信的两份传世奇图 暗藏一个千年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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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问题的考证与解释
黄宗羲、黄宗炎本之经书,申明“河洛”为地理方册,澄清“河洛”与《周易》的关系,全力驳斥汉宋“河洛”之说,以极为鲜明的观点、较为严谨的论证,产生了很好的论辩效果 。更重要的是,他们敏锐发现“河洛”之说产生、演变中的问题,并且就此对儒学、儒道思想加以批判,使“河洛”成为经学、儒学和文化问题讨论的焦点 。

“河洛”之说,初极简单,然而屡经学者阐述,致其文献繁杂、真伪交织 。黄氏兄弟力排众说,首先明确有关“河洛”的可征可用的文献范围 。黄宗羲认为,儒家经书中仅《尚书》《周易》《论语》和《礼记》四种言及“河洛”,其中直接涉及“河图”“洛书”的仅《易传》一种,即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 。此为“河洛”文献出处与讨论的核心来源,也是“河洛”问题提出与争讼的发端;基于《尚书》的记载,黄氏兄弟论证“河洛”原本,作为其说的重要支撑;《礼记》在他们看来,乃汉人所作,不足为凭 。
确定以经书为本,对二人而言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者出于坚定执着的儒家价值信仰,欲在乱世之中以孔子与六经作为拨乱反正、重塑文化信念的根本;二者经书确为被普遍信奉的历史记载,是厘清“河洛”问题本原最为关键可靠的原始文献,由此研判经书与其他众说,在儒学系统内达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效果;三者,黄氏兄弟对传统学术思想史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六经在他们看来是孔子删定、无可非议之圣学,后世增列之经难以媲美,附于“河洛”之上的汉之谶纬、宋人演绎和明儒因袭之举皆遭摒弃 。黄宗羲斥责九流百家窜入《周易》致使《易》之本意反晦,宋代图书之学穿凿附会,不合圣经,并“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见朱铸禹校,第219页) 。回归六经,在儒家内部既是经常被用以批评异说的论辩之法,也是建立和形成共识的有效途径,黄宗羲、黄宗炎的“河洛”学说之所以在清初以至很长时间内获得认可,与此有莫大关系,同时也是明末遗民从孔子与六经入手重建民族文化信念和个体精神价值的普遍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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