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中国人深信的两份传世奇图 暗藏一个千年谎言？】“河图”“洛书”究为何物？是讨论“河洛”无法绕开的巨大难题 。黄宗羲、黄宗炎援以《尚书》，通过类比、推理，认为“图”“书”为地理方册之书 。《尚书·顾命》载有“河图”，云：“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黄宗羲指出：“《顾命》西序之‘大训’，犹今之祖训，东序之衢，犹今之黄册，故与宝玉杂陈 。不然，其所陈者为龙马之蜕与？”（《黄宗羲全集》第9册，第4页）即通过梳理句意、词类，确定《河图》在圣人作《易》时已有之，并且此类地理风物之书，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存在，“王室东迁，天下版籍不隶于职方，河不出图矣” 。（黄宗炎：《图学辩惑·河图洛书辩》）推之于《洛书》，黄宗炎指出：“《河》有图籍可稽，《洛》有文书可考，是天下之方物土产形于地者，圣人系于卦爻之辞，而取则之 。天垂象，指仰观天文而言；出图书，指俯察地理而言 。天高无所亏蔽，即其垂而可象；地远则多阻隔，未必尽能步履，故赖图书以代耳目闻见也 。”（黄宗炎：《周易象辞》卷十八）此外，黄氏兄弟认为刘歆、朱熹等将《洛书》与《尚书》“洪范九畴”联系在一起则难以成立，“夫洪者，大也；范者，法也 。犹言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也”，所谓“九条”，即九条治天下之大法；所谓“畴”，即沟洫之谓，“名之曰‘九畴’者，即井田九百之意也” 。（黄宗炎：《图学辩惑·河图洛书辩》）由此推知，孔子所言“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是因为孔子不见“河洛”，“无以知其盈虚消息之数”；孔子之时，《易》已完就，假使“河洛”是画卦依据，那孔子便不会因为“河不出图”而心生感慨 。所以，“观于《论语》，而《图》《书》为地理益明矣 。”（《黄宗羲全集》第9册，第4页）
黄氏兄弟通过解读经文，指“河洛”为地理方册，有其重要意义，其意义至少表现在图书学、易学、儒学三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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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学方面，除还原“河洛”的真实面目，还以此批评后世流传的先天图、后天图，以及依附于“河洛”的各种图式与解释 。辨明“河洛”，是黄氏兄弟图书学批评的开启之端、首重之论，其他批评之观点、方法，或以此为基，或与之有密切关系 。
易学方面，黄氏兄弟激烈反对圣人作《易》参照“河洛”之说，认为后世流传的“河洛”图式及解释非《易传》原有之意 。汉以后，很多儒家学者把“河洛”作为《易》之摹本，将“河洛”视为天启与祥瑞，从神秘、灵异的角度加以阐说 。黄氏兄弟证以本经，援引“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周易·系辞上》）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周易·系辞下》） ，指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属于“仰观于天”，“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属于“俯察于地”，是以所谓“河洛”并非神异祥瑞，只是作《易》的经验来源之一 。他们极力反驳汉宋以来的两种主要解释倾向，其一是针对汉代谶纬之风，指出所谓符瑞，乃怪诞之谈，当为后世附会，“当日之所谓怪妄者，犹是汉儒之说，第以龙马、神龟为不经耳 。” （《黄宗羲全集》第9册，第6页） “河图、洛书之说，因汉世习谶纬，遂谓龙马神龟贡献符瑞，其事略与两汉之言祯祥者相似 。” （黄宗炎：《图学辩惑·河图洛书辩》） 其二，尤为针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河洛”学说 。黄宗羲指出，《系辞》中仅述及自一至十、奇数合天偶数合地、天地之数，将十个数字赋予方位、配对（一六合、二七合、三八合、四九合、五十合）、五行属性都是后人所添加演绎；与此相类，天地之数配八卦也不成立，“《河图》出于宓戏，其时尚无离南、坎北之位，硬以乾南、坤北配之，则更无一合者矣 。” （《黄宗羲全集》第9册，第10页） 黄宗炎认为，《易传》中的天地之数表达的只是奇、偶之数，既未言上下、左右、中等方位，也没有所谓的生数、成数及五行属性之说，故构不成证据 。（见黄宗炎：《图学辩惑·河图洛书辩》） 根据二人所见，凡是将《系辞》演绎成任何图式并试图配以其他要素的做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总之，黄宗羲、黄宗炎反对在“河洛”为圣人作《易》之前提的观念下，根据《周易》经传中的若干文句与八卦、五行、方位等综合并反推出所谓的“河洛”图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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