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博物馆|北宋亡国后的瓷器惊变：官窑如何登上王朝盛典？官窑博物馆|宋瓷

走进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很容易被造型特别的展品吸引眼球，虽说是宋瓷，竟然能看到鼎、鬲、琮、樽、觚等先秦时期的古礼器，实在与大众印象里的宋代风物有挺大差别。只不过这些物件并非青铜器，而是精美的瓷制品。在中国瓷器史上，南宋之前，很难见到这些先秦礼器以瓷器的面貌出现。那么后来它们为何会如此集中地涌现于南宋实质上的“都城”临安呢？这与一场倾国离乱——靖康之变相关。而一切的源头，还要追溯到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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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灰青釉双耳香炉，南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汴京官窑的迷雾
在我国瓷业发展史上，宋代是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瓷窑遍布大江南北，名窑迭出，瓷器亦品类繁多，各竞风流，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宋代瓷业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为代表，其中“官窑”最易引起歧义。从字面上来看，广义的官窑泛指历代官府烧造瓷器，贡器或者官场皆可作此称。但在瓷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跻身五大名窑之一的那个官窑则是特指宋代由宫廷所设，为皇家烧制瓷器的窑场。南宋以后，“官窑”成了特定的专有名词，后世历代皇家所设窑场所烧制的瓷器则以“御窑瓷”代称。
官窑有北宋与南宋之分，其中北宋官窑存在巨大争议，连设窑的时间、地址本身也有不少谜团。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北宋官窑的遗址；二是北宋官窑存世的瓷器极其稀少，仅有的几件还是存疑状态。学界甚至有较激进的一种观点，认为北宋官窑压根就不存在。但是北宋官窑的确有明文记载，南宋文人顾文荐在《负喧杂录》里记载：“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另有叶寘于《垣斋笔衡》中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宣政”宋徽宗的两个年号“宣和”与“政和”，也就是说官窑出现于北宋末年。顾文荐和叶寘都生活在距离宋徽宗时代不远的南宋，他们的记载应是较为可信的。但为什么即使有文献还会存在争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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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三登方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们可以从北宋官窑设置的历史时间来梳理。根据仅有的几条记载，大致可以确定北宋官窑是宋徽宗在位时期在首都汴京开设，终结于靖康之变。即使从时间上限政和元年（1111）算起，至靖康二年（1127）北宋覆亡，前后存在时间还不足20年。这就不难理解后世对北宋官窑是否存在提出的质疑，毕竟存在时间这么短，又朝廷亲自开设，生活在清代的学者陈浏就说过：“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

迄今为止，仅在传世品中发现过汴京官窑出产的青瓷，造型古雅，釉色莹润，为世间所珍。这就引出一个争议问题：假如北宋官窑的确存在，那么所烧产品唯供朝廷使用，不在市场流通，罕珍和稀有，常人难以见到，更遑论民间收藏，这些传世的珍品如何准确溯源？很难。假如汴京官窑只提出了计划而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那么所谓北宋官窑瓷器是否有可能是受官方委托民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器物？似乎也说得过去。有学者认为，北宋官窑不存在，仅有的几件传世北宋官窑器应是汝官窑。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不妨从具体器物来分析，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官窑弦纹瓶杯是代表文物之一，它最具特色之处在于仿汉代铜器式样，器身布满大片纹，纵横交错，线条简洁雅致，凸起的弦纹增强了器物的装饰性，釉色则给人凝厚深沉的玉质美感。这种仿制古青铜器物与后来南宋官窑器的特点很一致。而且北宋官窑的釉色、胎质都与官汝窑不同，釉层较薄，并有“紫口铁足”，只有在裹足支烧这个特点与汝窑相似。
当然，只凭器物推测依然很难定论，要知道没有在窑址出土的东西，即使有古代大咖的认证，也难以成为铁案。最典型的例子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粉青三登方壶，这件文物是清宫旧藏，早年被定义为北宋官窑所制，最关键的依据就在三登方壶足内面刻有乾隆皇帝御制诗《咏官窑三登瓶》：“修内成秘器，年陈陶气澄。那馀下策火，祗裂细文冰。葆有精神足，疵无髺垦曾。耤回閒玩古，即物祝三登。”诗末署“乾隆甲午季春（1774）御题” 。作为皇家旧藏，又有乾隆皇帝御笔认证，理论上很有说服力了。但这件文物依然引起了专业人士争议，有观点认为此物是清代宫廷的仿制品，并不属于北宋时期。也有观点认为三登方壶是明宣德时期的器物，因做工精致，仿真度高，就连“大收藏家”乾隆帝也把它当作北宋官窑的器物。这些观点你来我往，各有各的道理，最后搞得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拿不准了，于是近年又将原先定义粉青三登方壶年代的“北宋”标签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