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三星堆考古呈现中华先民多彩生活画卷】日前 ，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传来捷报 ， 在以往发掘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 ， 此次祭祀区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 ， 新发现的6座坑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 ， 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大量新出土文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 ， 澄清以往古代巴蜀研究的一些迷失 ， 也进一步勾勒了中华先民早年突破地理疆域限制 ， 在多民族交流融合中开拓前行的壮阔历史画卷 。
相对于中原广袤平原 ， 巴蜀偏于一隅 ， 向来以山高水远著称 。李白曾以“危乎高哉！蜀道之难 ， 难于上青天”的名句描述巴蜀偏僻险阻的状况 。过去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是 ， 诸如四川这样的巴蜀地区 ， 文化多半是封闭的 ， 与中原文化没有什么实质联系 。如顾颉刚的《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就认为：“当时的蜀国本和中原没有什么关系 ， 直到春秋战国间才同秦国起了交涉……不幸历代人士为秦汉的大一统思想所陶冶 ， 认为古代也是一模一样的 ， 终不肯说这一块土地上的文化在古代独立发展 ， 偏要设法把它和中原的历史混同搅和起来 ， 于是处处勉强拍合 ， 成为一大堆乱丝 。”
三星堆大规模考古发现证明 ，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 ， 至少是晚期之末起 ， 巴蜀地区与中原间就打破隔绝 ， 开始往来交流 ， 有时还是比较畅通的频繁交流 。且不说1986年出于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商代青铜容器 ， 从本次发掘出土的若干新器物即可看出 ， 巴蜀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 。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等 ， 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 ， 与甘肃、青海地区齐家文化的玉琮有明显的渊源关系；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等 ， 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同类器物存在；各坑大量发现的诸多金器 ， 则与半月形地带古已有之的金器形制及使用传统有颇多相似之处 。
如此等等表明 ， 包括古蜀人在内的生活在华夏大地不同区域的中华先民 ， 虽然处于生产力极不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 ， 他们仍以顽强坚韧和勤奋好学的精神 ， 秉持友好交往和互通有无的态度 ， 积极探索和借鉴不同区域的文明成果 ， 以不断提升和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而三星堆不同祭祀坑出土的神树、顶尊跪坐人像、大量龙形器物及其纹饰等 ， 则反映巴蜀先人在族类认同、宗教礼仪 ， 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等方面 ， 与华夏其他地区人群虽有区别 ， 却又有颇多相似之处 。这无疑确凿说明 ， 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 ， 作为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 ， 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生动演绎 。
这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整体发掘 ， 采用跨学科联合的科技手段 ， 对近200个出土样品进行碳14测年 ， 解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除5号坑和6号坑年代稍晚之外 ， 3号坑、4号坑、7号坑、8号坑的埋藏年代基本一致 ， 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 ， 为商代晚期 ， 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 ， 而这批器物埋藏之前制作、使用、供奉的年代自然更为久远 。这不论是对准确考订古代巴蜀文明及历史 ， 还是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 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
作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伟大考古发现之一 ，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建筑、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设施的灿烂古代文明汇聚地 。它昭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 ， 古蜀文明既有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始源 ， 又受到中华文明不同地域文化 ， 乃至东方文明不同区域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玉石工艺 ， 就是中原夏商文化与蜀文化交往交流、互补互融的产物 。不过 ， 古蜀人在文化的互通融汇中又有自己的独到创造 ， 如在接受中原礼器、酒器等铸造技艺的同时 ， 又生产出自身独特造型的祭祀神器 ， 在一定程度上堪称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文化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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