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这首诗到底是写景还是另有深意？ _四百八十寺

杜牧的这首诗全文为：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他的这首《江南春》无疑是以景起兴，以讽结束。

前面两句无疑是景色描述：江南方广千里，莺啼而绿映，依山傍水之村郭，酒旗招展……

然而此诗下阙笔锋一转：“南朝”一句怀古，“多少”一词慨叹——南朝之时的多少楼台寺院，淹没在江南烟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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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诗人在雨中观江南之景，对于花草农家，山寺楼台的一种自然描述而已。

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这是杜牧对他所处的时代的一种隐忧与讽劝。

晚唐宪宗时期，一心事佛。韩愈曾上《谏佛骨表》，被贬潮州。宪宗被太监所杀，后继的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量土地被寺院把持，许多人为逃避劳役，度身为僧尼。老百姓的土地逐步减少，负担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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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身处晚唐，对于社会现实不可能没有感触。在观览江南胜景之时，眼见南朝时期的寺院遗迹，很自然地会想到南朝梁武帝萧衍。这位年轻有为的皇帝，晚年十分笃信佛教，并多次前往佛寺出家，导致群臣多次用钱财赎回。由于萧衍的身体力行，南朝之时，佛教大盛，佛寺遍布，僧尼众多。萧衍本人，也专注佛教事业，无心朝政，政绩下降，最后受制于侯景，忧病身亡。

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借景抒情：看看南朝时的这么多佛寺在此，当初梁武帝这么热衷于佛事，还是没有长生不老，反而丢了江山，如今只有他手里的一些佛寺在此静默……

杜牧是唐文宗时进士，历事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三帝。敬、文二宗尚佛，作为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写出过《阿房宫赋》这样心忧天下的杜牧不可能无动于衷。因此他在《江南春》中有感而发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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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后来的唐武帝对于无辈们的崇佛事有所阙补，他发动了有名的“会昌灭佛“，这也许对于佛教事业有一定的打击，但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也解除了杜牧们的担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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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这首诗到底是写景还是另有深意？】我是清悠初见，很荣幸回答这个问题。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句诗的作者是晚唐著名大诗人杜牧，他写这首诗主要是借南朝梁武帝萧衍一生崇佛，最后落得国家灭亡的前车之鉴，来表达对晚唐统治者崇佛误国的规劝和担忧之情。分析如下：

一、南朝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不理政事，最后导致身死国灭，给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前车之鉴。

梁武帝萧衍，是西汉萧何的二十五世孙，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建立者。萧衍在刚建国时，是一位非常清正廉明的君主，有文才，更有武略，他留心政务，改革官制，任用贤能，使得社会一片清明，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可是到了执政的后期，萧衍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变成了一个笃信佛法，徇私护短的昏聩之君。

他曾三次抛却帝位出家，又三次被大臣们从寺庙里赎了回来，在此期间更是大兴佛教，广建寺庙，据考证南朝共建有2846座寺庙，仅南京城里就有700多座，极度的崇佛，使他荒废了政务，最终导制国家动荡、朝纲混乱、土地荒芜，最后，梁武帝萧衍也落了一个身死国灭的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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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唐王朝自建国起就开始崇尚佛教，为唐朝统治者开了崇佛的家风，除了唐武宗外其余帝王全部崇佛，为佛教在唐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的神话体系经过充分的融合，得到了统治者和平民阶级的广泛认同，到了六朝时期逐渐开始稳固。后来周武帝开始禁佛，到了隋文帝时又大力宣扬佛教，使得佛教再度兴盛。

到了唐代，由于唐朝皇室崇佛，皇帝对佛教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佛教在唐朝更是发展到了顶峰。著名的佛教寺院法门寺在唐高祖李渊时就被敬为皇家寺院，在整个唐朝共进行了七次开塔迎请佛骨的盛大活动，对唐朝佛教、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十分倡导佛教，他自称是菩萨弟子，对佛祖非常崇敬。他专门颁发《佛速教经》来扶植佛教，并派玄奘赴印度取经，到了贞观十九年玄奘成功取经回国，李世民还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开始翻译佛经，进行传播。他还根据政治需要，下令在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建立寺庙，以超度战场上的亡灵。

到了大周皇帝武则天上台以后，由于是以女子身份登上皇位，名不正、言不顺，对武则天统治非常的不利。此时正好有佛教僧人伪造《大云经》，呈上朝廷，经文中有一段描述为武则天上位带来了凭恃，于是她如获至宝，开始将《大云经》制颁于天下，令每个州都建设大云寺，广置僧人，并且还依此改换了国号，将唐朝改为周朝。为了回报佛教对自己的支持，武则天还在天下广建寺院，大力推广佛学。《大云经》：“尔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曰静光，佛言天女，以是因缘，今得天身。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实是菩萨，现受女身。”

唐玄宗李隆基继位之后，认为佛教在武则天时期发展的太快，对国家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此下令减少僧尼的数量，虽是如此，但他还是很尊崇佛教，佛教也发展了三论、华严、禅宗、唯识、天台等宗派。玄宗还成了菩萨弟子，这时的佛教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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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之后，因为武宗崇信道教，又因为佛教的势力太大，寺庙占有大量的地产，由于不用交税，于是众多百姓托庇寺院，国家的税收大幅减少，另外有些寺庙还侵夺民田、残害百姓、发放高利贷，对社会的安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武宗开始灭佛。他下令焚毁寺院和佛经，强令僧尼还俗，没收寺院田产，使得社会矛盾有效缓解。取得效果之后，武宗后期又开始恢复佛教。

整个唐朝，除武宗崇信道教外，其余的帝王都信奉佛教，这与李家崇佛的家风有很大的关系。我有时在想，为什么作为李氏后人，他们不崇尚老子李耳的道教呢，看来还是佛教的思想对人的影响更大。

到了唐宪宗时期，崇佛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唐宪宗对佛教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他本人在迎佛骨进入皇宫之后，每日都在舍利之前念诵佛经，希望死后能登极乐之地，这是唐朝有名的“迎佛骨” 的事件之一。

唐代289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每次迎送声势浩大，朝野轰动，皇帝顶礼膜拜，等级之高，绝无仅有，使得佛教在大唐无比崇高。公元874年，唐僖宗李儇最后一次送还佛骨时，按照佛教仪轨，将佛指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塔下地宫，用唐密曼荼罗结坛供养。

整个李唐王朝除武宗外对佛教都是非常支持的，在经济和推广上不遗余力，由于唐朝历代皇帝特别是一些有作为的皇帝都很崇奉佛教，所以佛教在唐朝发展的极为兴盛，但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和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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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梁武帝萧衍崇佛的悲惨教训，使杜牧对晚唐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担忧，并以史喻今，对统治者进行规劝。

《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诗是杜牧传诵千古的名篇，从字面意思上看，作者通过人文景观和自然风景的交融，十分精妙的把烟雨如画江南自然和已经远去的南朝人文景观有机结合起来，透过历史的长河，在一片迷蒙的春色之中，充分显现出诗人对历史兴替的无限感慨和对晚唐国运的极度担忧。

杜牧是晚唐最杰出的诗人，他是宰相杜佑的孙子，唐文宗统治时期中进士，历任授弘文馆校书郎、国史馆修撰，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务，仕途前期还给三地的观察使当过幕僚。杜牧本人英姿伟岸，其诗也英发俊爽，多有经世之言，在晚唐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

杜牧出生于唐德宗年间，虽然只活了50岁，却历经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七朝。他见证了佛教的兴盛，见证了武宗朝佛教的颓败，也看到唐宣宗朝佛教的复起。杜牧心里明白，只要皇帝崇敬佛教，除了在思想上有利于统治者之外，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但没有好处，还有着众多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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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佛教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毒瘤。杜牧生活的时代，佛教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财富，还占有大量的土地，因为寺庙是不用缴税的，因此广大的农民阶层都崇信佛教，并躲避在寺庙的佑护之下，他们将田产交给寺庙来管理，可以不用向国家上交赋税，因此国家国库的收入就大量减少，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时还愚弄穷苦百姓，让他们捐钱祈福，本来农民穷的连孩子都无法抚养，可为了得到佛祖的保佑，还把省吃俭用得来的一点财物，贡献给佛寺，其后果更加悲惨。

其次，佛教斩断七情六欲的教义，对人口是极大的威胁。就古代而言，人口的多寡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实力。人口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佛教的思想宣扬禁欲，佛门子弟要抛家弃子，以身侍奉佛祖，还不能结婚生育，这直接影响了国家存亡的根本，是对国家发展最大的隐患。

最后，佛教为贵族阶级干坏事找到凭恃。在晚唐时，社会贫富矛盾十分突出，贵族阶级掌握社会资源，掠夺财富，欺榨平民，胡作非为，可无论做下多大的恶事，只要给佛祖敬献财物忏悔，就可以免去灾祸，然后更加心安理得的继续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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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皇帝崇佛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定因素，在朝廷中，会有一部分不信佛教的官员想着法子减少佛学对社会的影响，杜牧就是其中一位。毕竟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儒家思想还是主要流派，在贵族阶级和上层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武宗灭佛时，杜牧作为池州刺史，他对武宗这一措施非常赞同，除了在池州大力实施武宗灭佛措施之外，还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十分详细的记录武宗灭佛的政策。

综上：笔者认为，当杜牧途经江南之时，看到南朝遗留下来的数百座寺庙，不由得想起了当年梁武帝萧衍虽一心向佛，却造成国家灭亡的悲惨事实。面对晚唐时佛教的泛滥和危害，杜牧作为一个爱国诗人，怎能不替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和迷茫，于是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江南春绝句》，表达了自己对皇帝崇佛误国的忧患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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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江南春》脍炙人口，流传至今。一些学者认为杜牧这首诗名为咏春，实则是借往昔繁华抒古今兴亡之叹。的确，唐代诗人素来有借古讽今的传统，在《全唐诗》中咏史的诗句随处可见，而杜牧更是其中杰出者。据《新唐书》记载，时人称杜牧“有王佐才”，“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至。”与胸怀天下的士子一样，杜牧强烈的使命感在其作品中表露无遗。

这首《江南春》就是他的代表作。晚唐之前的咏史诗多用古体与律诗，但杜牧独出机杼喜用绝句。所以如此，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在专制体制下，没有不是的天子，臣民对皇帝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根本就做不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往往会适得其反引火烧身，甚至带来杀身之祸。最高明的办法，无过于“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但许多文人无法掌握这个尺度，一不小心就容易管不住自己的臭嘴。

杜牧的绝句就很含蓄婉转，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如《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倘若杜牧是个导演，那他一定是极高明的导演。镜头下，只是几个由远及近的画面，就将一件历史事件交待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著一字旁白，心有灵犀的观众也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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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春》也是这样的一首绝句，水村、山郭、酒旗，画面感如此强烈，会令读者误以为这是泼墨山水的印象江南。一般讲来，广义上的南朝是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偏安江左的政权，因为他们的都城都设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因此也称为“六朝” 。而习惯上，只是将宋、齐、梁、陈四个短命政权称为南朝。从东晋灭亡到隋朝统一，大约为一百七十年。短短的一百多年间，就走马灯一样更换了四个王朝，这样混乱不堪的历史时期，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统治者居然还有闲情逸致修筑“四百八十寺”？

其实，杜牧“四百八十寺”只是泛指，南朝一百多年间修建的佛寺具体数字只怕谁也说不清楚的。就拿建康一地来说，到唐初时，就至少有寺院五百余所，历史上，建康城的寺院大多建在城南，直到今天，南京地方仍有“出了南门尽是事（寺）”的俗谚留传。据专家统计，刘宋时，有寺院1913所；萧齐时，2015所；萧梁时达到巅峰，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陈朝时，尚余寺庙1232所。

萧梁政权时怎么有那么多的寺院，那么多的僧尼呢？

这一切，还得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要说清楚这个事情必须得先解释几个名词：一、檀越，檀越是寺院僧众对施舍给他们财物的人的尊称。当然，大和尚嘴里说着众生平等，实则是有选择性的。对寻常信众的称呼是施主，只有对有身份有地位的施舍人才会使用尊称。在家中修行的佛教徒现在称为居士，特定的称谓是优婆塞（指男性佛徒，女性居士为优婆夷）。历史上，崇佛的帝王都是寺院最大的檀越，他们或者崽卖爷田，或者搜括民脂民膏用于供佛，各地香火旺了，百姓家却断了炊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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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南北朝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比较疯狂，甚至出现了帝王出家、皇后削发为尼这些令人抓狂的事情，与其说是统治者崇佛，不如说是佞佛。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统治者无不如此，而其中又以鼓吹救苦救难佛教传播，先后四次“舍身入寺”的梁武帝最为疯狂。

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梁武帝萧衍无疑是最为奇葩的一个。与其他“百事不会、只会做皇帝”的同类大异其趣的是，梁武帝是个干啥像啥、牙口倍棒、吃嘛嘛香的主儿，萧衍是南朝梁代的创造者，与南齐皇室是近亲。年轻时，被竟陵王萧子良如入西邸，成了文学士人的八友之一；萧衍不但才华横溢，精于音律，写得一手好书法，居然还是一名能征惯战的武将，在对北魏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因军功升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来，萧衍趁齐氏内乱的良机，逼迫齐和帝禅让，一屁股坐上了皇帝宝座，改朝换代为梁。这一坐就是半个世纪，直到屁股上生了痔疮被叛将侯景撵下来。

历史上，梁武帝是最虔诚的佛徒皇帝。吊诡的是，从造谶语、定国号、选定郊禅吉日，都是道家人物陶弘景大力支持促成的。做了皇帝的萧衍投桃报李，对陶弘景“恩礼愈笃，书问不绝”，送上雄黄、朱砂、黄金等酬劳。来而不往非礼也，陶弘景也将自己炼的丹、铸的宝刀进献与梁武帝。

然而，服了仙丹后的萧衍突然心性大变，亲率道俗两万余人，在重云殿重阁亲作《舍道事佛文》，向天下臣民宣示“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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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梁武帝的人生就象开了外挂，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不但自己皈依三宝，要求王公大臣、平民百姓也信仰佛教，他敕命官民称：唯佛一道，是为正道……老子、周公、孔子等圣贤，无一不是如来的弟子。

既然拜了释迦牟尼为师，梁武帝自然要布施。众所周知的是，和尚位除了手中乞食的钵和身上的僧衣，就一无所有了。他们最大的收益，就是善男信女的施舍。现在，有了皇帝这个最不差钱的施主，怎么能放过这个天赐良机。

很快，萧衍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寺庙。今天为死去的父亲建一座，明天为死去的母亲修一座，后天再为远来会念经的和尚建一所大庙，巧立名目不一而足，建康城中寺庙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大受敬寺、大智度寺、光宅寺、开善寺……

这其中，建筑最为宏伟的就是有“南朝四百八十寺”首刹之称的同泰寺。梁武帝修建这座寺庙下了血本，寺内楼阁殿台完全依照皇宫的式样，九层塔高耸入云，寺内古树森森，宝象庄严肃穆。在同泰寺，梁武帝不但铸造了十尊银质佛像，还铸造了两尊与平常人等身的佛像，一尊金像、一尊为银像。为了方便他烧香拜佛，梁武帝特意将宫城北门正对寺庙南门，自己则时而佛子、时而皇帝，如此循环不已乐此不疲。

梁武帝信奉佛教，绝不是说说而已，他不但身体力行的守持佛教的戒律，而且向天下僧尼特意颁发《断酒肉文》，对于管不住嘴饮酒吃肉的僧尼，责令他们还俗，以保证僧众队伍的纯洁性。

梁武帝不但自己诵经讲经，还为佛经作注，请来高僧大德译讲佛经，开设法会，而且亲自撰写忏文。身为天子，却甘为“三宝之奴”，在其六十四、六十六、八十三、八十四的时候，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群臣无奈只好花费巨额资金为其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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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不但自己崇佛，还派人将佛教传入日本、朝鲜，时间一久，就连远隔千山万水的南亚一些国家都知道中国出了一个崇佛天子。事情最终传到了通晓大小乘佛法的菩提达摩耳中，他亲自泛海来到中国，梁武帝得知消息，立即派人将他迎往建康。梁武帝见到达摩，问道，自己一生敬奉佛教，不停的造寺、布施、供养，这有什么功德？萧衍本来是想听外来和尚恭维自己几句的，哪知道达摩却不以为意道：并不一定有什么功德！

达摩的话惹得萧衍十分不快，见话不投机，当即将达摩礼送出境。于是，达摩无奈之下只好“一苇渡江”来到北方，跑到少林寺面壁思过去了。

建了数不清的寺院，剃度了无数僧尼，梁武帝想着求得“果报”，哪知道最终的果报居然是“侯景之乱”，萧衍被困台城，最终身死名灭，徒增笑耳。

梁朝如此，宋、齐、陈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甚至受梁武帝影响，陈武帝、文帝都曾经舍身修行，就连陈后主也曾经学着萧衍有模有样的舍身修行，大赦天下。南朝的统治者大建寺院，大张旗鼓的崇佛本来是为了偏安政权的长治久安，结果事与愿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没有麻痹了百姓，却癫狂了自身。

杜牧作《江南春》的时候，正是唐宣宗大中年间，在经历了唐武宗大肆毁寺灭佛之后，唐宣宗开始着手恢复佛教。史料记载“自元年（847）正月，洎今年（大中五年）五月，斤斧之声不绝天下，而工未以讫……” 。

杜牧作此诗，正是借咏江南春景之意，行诗谏之实。“烟雨”二字为全诗诗眼处，景可以空潆飘渺淡远，历史却是触手可及，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借古讽今，杜牧此诗真所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