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菊梅：尝尽人生“五味子”
小乔 李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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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5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讣告，我国着名传染病专家，原解放军三○二医院专家组组长、主任医师、教授陈菊梅，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1月5日9时20分逝世，享年96岁 。陈菊梅的二哥陈建元说：“菊梅是我国第一个发现中药五味子降酶作用的人，她的人生也像五味子，酸咸苦辣甜都在里头 。”
陈菊梅是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归国的医学女博士，87岁高龄仍然坚持工作，在传染病防治一线扎根63年，准确诊断了近60种感染性疾病，成功救治患者达数十万人 。
她是中国发现五味子降酶作用并应用到临床的第一人，首创成功救治乙型脑炎后遗症患者的“鞘内注射法”，独创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技术和方法被纳入《传染病诊疗规范》，先后领衔研制十余种肝病治疗新药 。
她为病人而科研，临床永远是她的课题来源 。她不接“红包”，不谋私利，把病人当作亲人，为病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以病人快乐为快乐，以病人幸福为幸福 。
新中国第一批传染病学留学生
陈菊梅的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五，家境贫寒 。勤快的陈父先开打银店，后开酒坊，但因为养了三男二女，加上置办了一些房产，日子过得拮据 。
1925年，陈家在育有二子后，喜添一千金 。陈父选取“菊梅”二字，作为女儿的名字，取意“人如菊淡，品如梅清” 。
7岁时，陈菊梅进入私塾念书 。虽然偶尔有些淘气，但成绩一向非常好 。每天放学回家，她就埋头作业，完后还会帮家里做些家务 。
二哥陈建元回忆：“二妹小时候剪着齐耳短发，人很聪明秀气，读书很勤奋 。她的数学特别好，老师经常表扬她 。”
当时，民间流行订娃娃亲，许多女孩子到十几岁就要出嫁 。陈菊梅长到十多岁，陈家也开始考虑她的婚嫁大事 。但是，陈菊梅知道这事后，坚决不答应 。当时她说：“谁答应谁去，我肯定是不去的 。”她说自己要读书，不嫁人 。
这在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下，算是敢于抗争的了 。好在，陈家父母非常通情达理，做事民主 。陈建元说：“我爸也是个讲道理的人，菊梅不肯嫁人，他就继续支持她读书 。”
1946年，在老师的推荐下，陈菊梅考取了浙江医专 。1949年毕业后，她去了杭州一医院做实习医师，不久后，被分配到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传染科工作 。
1953年3月，上海市在全市各大医院选招留苏学生，陈菊梅获得了单位的推荐 。她非常珍惜人生的第一次出国深造的机会，特地请假一个星期复习迎考 。
在上海交通大学集中考试时，近一个上午的专业知识答题量，陈菊梅不到一个小时就答完了，第一个交卷走出考场 。当时，许多人都以为她交了“白卷” 。谁知成绩公布时，她和另一名男医生被录取 。
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为赴苏留学做语言准备期间，那名男医生遇到陈菊梅，惊讶地说：“我以为你交了‘白卷’，没想到，你也来了 。”陈菊梅笑着说：“你能来，我为什幺就不能来？”
父母得知陈菊梅要去前苏联留学三四年，接连拍了两封电报过去，反对她出国 。父母担心她去国外人生地不熟，吃不好，受不了，还担心她在外面有个病痛没人照料 。但她心里只想着上级交代的留学任务，几次写信来解释 。父母知道她的性子，最后还是同意了 。
1954年夏天，作为新中国第一批传染病学留学生，陈菊梅赴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攻读传染病学博士学位 。在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里，她凭借顽强拼搏，全部功课的成绩达到满分5分，提前一年毕业 。她的导师告诉她，如果满分是6分的话，他们就给她打6分 。家里人知道了，非常高兴 。
“我宁愿摘掉身上的全部器官”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传染病学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每年因肝病而丧命的人数高达几十万，甚至因此被国际上扣了一顶“肝炎大国”的帽子 。后来，新中国派出了第一批传染病学留学生，陈菊梅就是其中一员 。
陈菊梅在前苏联的列宁格勒医学院拿到传染病博士学位后，她返回祖国，投身研究 。当时国内的医疗手段还很落后，对肝病患者只能查肝功能正不正常，查不出具体的病毒，当时判定患者是否好转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转氨酶的高低 。于是，陈菊梅投入了攻克转氨酶居高不下的临床难关中 。由于夜以继日的研究导致劳累过度，她的身体出现了状况：她患上了肾小球肾炎，甚至严重到尿血 。而这个病，最忌讳的就是劳累，急一点累一点，都会导致病情反复发作 。
疾病影响了研究工作，“狠人”陈菊梅想了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在外人看起来极其“疯狂”：将身上一切有可能引发炎症的病灶清除 。为此，她切掉了自己的阑尾，摘掉了扁桃体 。后来更是分三次，把满口牙齿都拔光了 。那一年，她刚刚47岁 。没有“后顾之忧”，随之而来的是夜以继日的研究，终于，努力有了结果 。
陈菊梅不仅成功研制出降低转氨酶的药物，还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将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死亡率，由85%以上降至38%左右 。除了肝炎以外，作为传染病学专家，陈菊梅更是诊断了近60种感染性疾病，救治患者达数十万人 。
那些在当时看起来“天方夜谭”的事，她都做到了 。她曾经说过：“为摘掉我国‘肝炎大国’的帽子，我宁愿摘掉身上的全部器官 。”仿佛“壮士断腕”般勇猛决绝，这种胆识和气魄，贯穿了她的一生 。
“就算83岁了，我也是一名战士”
作为传染病学专家，陈菊梅有很多成就和贡献 。但她对自己的定义始终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 。”67年的行医生涯，她从未缺席过一场“战斗” 。每次遇到重大疾病、灾情，总能看到她奋战在第一线的身影 。2003年非典暴发，她敏锐察觉防疫工作迫在眉睫，几天几夜没合眼，紧急编写了《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开辟专业杂志的第一个“非典”专栏，向大众讲解如何预防“非典” 。同时，更是深入隔离病房，组织专家会诊 。那一年她78岁 。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为了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原解放军三○二医院遵照统一部署，先后抽组1个医疗队和6个防治队奔赴一线，面向灾区群众和救灾部队执行疫病防治任务 。当时83岁高龄的陈菊梅主动请缨，要求亲自到灾区了解情况 。院领导劝她不要去，她却说：“我同传染病打了一辈子交道，有经验 。”
震后的城镇满目疮痍，在废墟上的一个满头银发的身影特别显眼 。战士们看着陈菊梅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瓦砾堆上忙碌，便找来一根木棍给她 。她拍了拍身上的军装，笑着说：“看到了吗，小伙子，就算我83岁，也是战士！用不着拐棍！”
5月的蜀地气候潮湿而闷热，稍一活动，汗水就让厚实的迷彩服箍在了身上 。“陈教授，您别累着，换件衣服再走吧”，怕老教授中暑，同行的原解放军三○二医院政治部主任杨清仁建议道 。陈菊梅摇摇头，她不搞特殊化 。伙食只有面条，简单的一碗，没有任何调味 。她吃得很快，一会儿还要继续深入重灾区做实地调查呢 。
“不到一线看一看，我就不放心，就没有发言权 。”她与几位将军一道，走遍了北川、什邡、绵竹等重灾区，到了北川县城、老北川中学、擂鼓镇、汉旺镇等废墟现场，查看部队营区、灾民安置点和消杀作业现场，对卫生防疫机制和环境消毒等进行了全面评估 。陈菊梅运用一辈子积累的传染病防治经验，对灾后可能发生的疫病进行科学预测和客观分析，提出了“完善监测体系、突出防疫重点、实施科学防疫”三项重要的防控建议，主持编写了《地震灾区医院院内感染预防指南》《地震灾后传染病防治手册》等书籍，下发到灾区医疗队、救灾官兵和受灾群众手中，为灾区医院预防院内感染，确保灾区不暴发传染病提供了科学指导 。
2010年，86岁的陈菊梅被诊断患了帕金森病 。不仅手臂肌肉萎缩、变细，还时常会因此摔跤，导致半边身子活动都不太利索 。对此，她常常对同事开玩笑似地说：“我今天又摔跤了，各种摔跤姿势都试过了！”即便如此，她仍然一周五天坚持出诊 。后来，她不能走路了，就坐车去上班，每天早晨7点半，准时出现在办公楼下 。就这样坚持了5年后，91岁的陈菊梅才正式退休 。
“我离不开病人”
2011年11月的一天，自动叫号系统悦耳的女声已经响过多遍，无人应答 。护士长走进诊室：“陈教授，叫了好几遍也不见个人影，要不把这个号作废了吧！”陈菊梅想了想：“等等吧，先看下一个 。”
中午11点30分，送走了今天预约的最后一位病人，护士长进来准备关电脑，劝道：“病人还是联系不上，今天估计不能来了，您下班回去吧！”陈菊梅摇了摇头：“再等等，患者挂一次专家号不容易，可能有什幺事耽误了，我再多等一会儿 。”
中午12点40分，一位满头大汗的小伙子跌跌撞撞地跑进了五诊室，气喘吁吁地说：“谢天谢地，陈教授，您还没下班……”原来，他刚出门车就坏在了路上，手机也没电了 。面对一脸愧疚的病人，陈菊梅轻声安慰他：“不着急，先擦擦汗，坐下歇歇 。以后来复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一定等你 。”
面对患者，陈菊梅总是态度和蔼，细致耐心 。
每一个周四的7点40分，87岁高龄的陈菊梅都会准时坐在原解放军三○二医院五号专家诊室，等待迎接第一位患者 。提前20分钟，是为了事先做好准备，不耽误患者就诊时间 。
当老病号们来院复诊时看到陈菊梅还在，心里除了踏实还有疑惑：陈教授怎幺还没退休？特别是陈菊梅患上了帕金森病后，望着曾经步伐矫健的她一步步挪进诊室坚持出诊时，患者和同事们心里既心酸又感动 。
陈菊梅的回答很简单：“我离不开病人 。”原解放军三○二医院院长吕吉云感慨地说：陈菊梅教授在传染病防治一线工作了63年，可以说把生命和青春都献给了传染病防治事业 。如果让她离开病人，她心里一定会“憋得慌” 。
陈菊梅的门诊一天定量是十个号，但往往会变成十七八个 。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患者太多了，她只好尽可能多地加几个 。因为怕上洗手间耽误患者就诊时间，陈菊梅一上午通常不喝一口水，也不离开诊室一步 。但毕竟出诊时间有限，尤其近些年因为身体原因，陈菊梅不得将一些患者委托给其他医生诊治 。
涉及到患者的事情，陈菊梅的态度永远认真 。原解放军三○二医院军人肝病诊疗中心主任张文瑾就收到过这样一张字条，上面工整的字体写着：张文瑾主任，将这位病人移交给你诊治，请妥善安排，陈菊梅 。看着老教授的字迹，张文瑾觉得，手里这张轻轻的字条不只是前辈的一句嘱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
活着不愿出名，死了不需留名
据采访过陈菊梅教授的采访人员说，采访她实在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因为几乎每次采访，她都想各种办法“谢绝” 。
英国的《名人传记》《剑桥大学名人录》等多次想为她宣传，都被她拒绝了 。医院想用她的名字命名花园，她不愿意：“我活着，不愿意出名，能为病人服务就很快乐;死了，更不希望为自己留名 。我喜欢安安静静地做事，不愿用我的名字命名……”有人想为她写传记，她说：“我只是做了些自己应该做的工作，都是些凡人小事，根本不值得宣扬 。”“建议你们多宣传些年轻人，他们干得不比我们差 。宣传他们更合适……”就和她的名字一样，她既有梅的坚韧勇敢，又有菊的淡然超脱 。她从不觉得自己做了多幺伟大的事，而认为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而已 。
如今，她安安静静地离开了，就像她生前说的那样 。她叮嘱家人不要举行告别仪式，她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首都医科大学 。一生做好一件事——当个好医生 。她将自己的一生，精神和肉体，全部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事业 。
【陈菊梅：尝尽人生“五味子”】所以，一个人能为自己热爱的事业贡献到什幺程度？我相信答案就是陈菊梅，她值得我们铭记 。编辑/张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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