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包拯杀牛告诉了我们什么,包拯为什么要让老农杀牛 _包拯杀

蹊田夺牛的意思就是别人的牛践踏了你的田地，你却没收了别人的牛。比喻小题大做，夸大其辞。这个典故源于左传，鲁宣公十一年，陈国大夫夏征舒弒君，楚庄公号召诸侯讨伐夏征舒。不过楚庄公打的主意却是趁机吞并陈国，大夫申叔说道:“过分了啊你，你这不是蹊田夺牛吗？”(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
包拯如何牵涉到这种事情呢？这件事源于欧阳修弹劾包拯的一道奏疏，《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欧阳修和包拯两个人完全不同的为人处事为官的风格。包拯性情耿直，欧阳修则显得比较圆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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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源于一个富商因为经营不善，欠了官府一百万钱。掌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派人催债，富商则拍卖了一座豪华别墅，结果张方平以很低的价格购买了过来。有人把这件事告发到了包拯那里。包拯立即弹劾了张方平，他认为张方平趁人之危，鲜廉寡耻，难堪大任。结果张方平就被革职了。
然后仁宗皇帝又任命了宋祈为三司使，但是在包拯听说后，他又弹劾了宋祈。他说宋祈生活腐化，奢靡享乐，结果宋祈就又被免职。仁宗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还是真的不知道任命谁为三司使了，结果把包拯任命为三司使。这下可就炸了锅了，因为三司使是一个肥缺啊，包拯一连弹劾两个，结果他就被任命成了三司使。一时间流言蜚语在朝堂之上传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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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就有欧阳修，于是欧阳修就写了这道奏疏《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不过欧阳修真的也是对包拯人品有怀疑吗？然而并不是，事实上欧阳修对包拯非常欣赏的，因为欧阳修就是包拯任开封府尹的举荐人。欧阳修恰恰是认为包拯应该避嫌，从原文来看

伏见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谓朝廷贪拯之材，而不为拯惜名节。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者也。

他认为仁宗做错了两件事，第一朝廷没有维护包拯的名节，第二，朝廷在处理张方平和宋祈这件事上有点小题大做了。
就是陛下任命包拯为三司使是因为包拯的才能，但是朝廷却没有珍惜包拯的名节。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瓜田李下，何况对宋祈的处罚太重了，在外人眼里就是包拯在借题发挥。朝廷应该考虑到避嫌。实际上这话还是有道理，毕竟这是政治，这是现实并非童话。不考虑舆论压力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真认为只要问心无愧就能做成任何事，那不是政治家，那只是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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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点欧阳修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到:“如拯材能资望，虽别加进用，人岂为嫌？其不可为者，惟三司使尔。”意思就是陛下真的喜欢包拯的才能，其他的官职大把大把的，何必一定要任命它为三司使这个让人非议的官职么？
我们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欧阳修和包拯两个人完全不同的为官之道，虽然两人风格不同，但是达到的效果还是一样的，并且欧阳修显得更加圆润，更让人容易接受。在欧阳修任开封府尹期间，也就是接任包拯的开封府尹后

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

和包拯的强硬不同，欧阳修施政犹如春风化雨，虽然没有赫赫之名，但是京师也是大治。这就是欧阳修和包拯完全不同的两种执政风格，但是同样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不知道你更喜欢哪种风格呢？我个人更喜欢欧阳修的风格。

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自其命出，台中僚属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罢，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者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又听说包拯曾经弹劾宋祁的过失，御史台的官员们也跟着极力支持，因此宋祁被免去三司使的职位。但此时由包拯继任三司使，就是类似“蹊田夺牛”的行为，瓜田李下，应该回避招惹嫌疑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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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蹊田夺牛”是指罪轻罚重，从中谋利。“蹊田夺牛”的典故出自《左传·宣公十一年》，说的是楚庄王的故事，原文如下：

曰：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

当时，申叔时认为楚庄王因陈国夏征舒弑君一事讨伐是正义的，所以诸侯都跟从，但是趁机将陈国设置为楚国的一县，这是贪图其富有，这是不可取的行为，正如人们所说的“牵牛践踏别人的田地，就把他的牛夺过来”，处罚过重，且有贪利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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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庄王听从了申叔时的话，重新封立陈国，《春秋》因此表扬楚庄王说“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 。
欧阳修此次上书宋仁宗，认为包拯代理三司使的职位是不妥的，文中用“蹊田夺牛”的典故，其实也是希望：
1、“伏望陛下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拯他职，置之京师，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节，不胜幸甚”，意思是别选他人担任三司使，让包拯担任别的职位，从而避免天下疑惑，进而保全包拯名节。
【关于包拯杀牛告诉了我们什么,包拯为什么要让老农杀牛】2、借鉴楚庄王的决定，及时纠错，那么可以获得天下人的表扬，这是站在宋仁宗和包拯的立场考虑问题。
3、不愿看到宋仁宗亲政以来纳谏如流带来的良好局面因此改变，包拯作为御史中丞将两任三司使（张方平和宋祁）都告倒了，自己却亲自接任，以后恐怕奸佞小人会借此大做文章，御史台的谏言恐怕起不到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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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欧阳修写了《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后，包拯也认为自己担任三司使不太妥当，曾奏请辞去职位，当时宋仁宗并未立即批准，但两年后，包拯还是改任了枢密副使。
从包拯“蹊田夺牛”一事始末看，包拯并未有任何私心，他弹劾两任三司使也是职责所在，而欧阳修的上书也是有益的，是从人事任命的角度看待此事，经历此事后，包拯和欧阳修的形象并未受到任何影响，相反，作为后人的我们，看到的是两位正直的官员，感受到的是两颗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