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创业潮:能破解“卡脖子”难题吗?( 六 )


此外 , 眼下 , 受新冠疫情及消费升级影响 , 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生存困境 , “专精特新”企业亦面临同样的市场难题 。 “高校教授创业成功概率是非常低的 。 ”深圳某头部投资机构人士在去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 像施一公、李泽湘这样成功的教授创业者实在是千里挑一、凤毛麟角 。 如果教授们不放下他们那套固有的管理体制、不放下教师这个铁饭碗 , 是很难成功的 。 对任何人来说 , 想要创业成功 , 都必须全身心投入其中 , 只能全职 , 无法兼职 。
中国需要怎样的科学研究?
清华大学教授付林曾发明了“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 , 能在不增加燃煤量的情况下 , 使城市管网供热能力增加50% , 这对于面临环保压力的中国北方来说意义重大 。 但因涉嫌贪污 , 2016年3月17日他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立案侦查 , 同日刑事拘留 。
为将科研成果付诸实践 , 从2005年开始 , 付林花了5年时间 , 四处游说、自筹经费、组建公司平台以及与企业合作 。 有人问付林 , 为什么要自己成立公司?“如果有其他路可以顺利把科研成果转化了 , 我绝对不干公司 , 但没有 。 ”付林说 。 因为大学用人指标稀缺 , 难以招人 , 成立公司平台 , 可从技术相关行业挖来人才 , 共同研发 。 用人需要的可持续资金也是一个问题 , 成立公司能对外承接一些城市能源咨询项目 , 给员工发工资 。
在美国 , 企业界拥有大量优秀研究人才 , 不仅在应用研究和成果产出方面 , 基础研究领域也是如此 。 比如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 , 前身是美国西部电气公司于19世纪末成立的工程部 , 这里曾诞生过9个诺贝尔奖得主 。
但在中国 , 最聪明的“大脑”多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 , 除大型国企与少数明星私企 , 国内企业的整体研发能力薄弱 , 因此 , 科学家创业对中国的创新体系意义深远 。

(1956年 , 展示在10美分硬币上的微型M-1晶体管 。 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由贝尔实验室的技术人员于1947年发明 , 研发人员在195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 图/视觉中国)
本源量子的首席科学家郭国平师从中科院院士郭光灿 。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在量子计算领域 , 中国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渐拉大 。 随着科研的深入 , 量子计算机的工程化也越来越紧迫 , 需要不同领域的人加入进来 。 有一次他发现 , 有个实验怎么做都失败 , 后来才找到原因:是电路板焊接得不好 。 当时负责焊接的是一个博士生 , 他对此毫无经验 。 试想如果换一个工程师或技工 , 也许更擅长做这件事 。
郭国平认为 , 自己创业的根本原因 , 是像量子计算这样的硬科技领域 , 并不是把专利授权出去就能自动变为产品 ,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涉及大量研发和培育工作 , 需要科研人员的深度参与 。 另一方面 , 伴随中国科研水平的提升和市场的变化 , 资本也愿意参与到这个长周期的事情当中来 。
范少华是国内一家著名高校的教授 , 近两年也创立了一家硬科技公司 。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刚刚从美国回国、进入大学时 , 他也没考虑在什么平台进行技术研究 , 就是打算按照国内学术圈的惯常做法 , 申请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委等部门资助的项目 。 但慢慢地 , 他发现学术界跟产业界脱节比较严重 , 甚至可以说是“自娱自乐” 。 比如 , 一些研究基金确定的研究目标或者指标 , 其实产业界大约10年前就已经实现了 , 这让他开始更多地将希望寄托在公司的创立上 。
有一种现实的担忧是 , 如果教授出去创业 , 是否会影响他在学术研究、学生培养上的时间和精力?多位受访教授都担任公司首席科学家而非CEO 。 他们表示 , 现在能兼顾好两者 , 完成学校授课和科研要求 。 还有教授选择与产业界的资深商业人士共同创业 , 后者主要负责公司具体运营和管理 , 因此 , 目前还没有感到应对学校考评体系有什么困难 。
为了更好地管理 , 美国顶尖大学在这方面进行了比较明确和量化的约束 。 比如 , 在斯坦福大学 , 为了保持研究的中立、避免利益冲突 , 创业的教职工要遵循一些约定 , 包括必须将所进行的研究与其公司的业务明确区分开来;教员为其创办公司指导/咨询的时间应当限制在每季度13天以内;教员在公司仅可担任顾问或顾问性质的职位 , 而不是管理岗位……
高校很难监督一个教师具体在学校工作与个人创业之间的精力、时间分配比重 , 这带来的后果就是 , 一些人“赢者通吃” 。 这在国内外都是普遍难题 , 但如果卡得太死 , 又不利于科学家激发创新的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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