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港之争”在Web3重启( 二 )


互联网发展相应的对照也延伸至Web3领域 。
香港与新加坡的Web3:失先机与后发力在最初 , 香港在 Web3领域的知名度远高于新加坡 。
在区块链世界中 , 华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股力量 。 2017年之前 , 区块链始终是我国不可言说的灰色地带 , 加密项目扎堆爆发 , 矿企数量高企 , 华人一度成为了区块链食物链的高层 。 2017年9月4日 , 人民银行、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 加密项目迎来第一波清退潮 。 当时的香港 , 区块链产业已开始发迹 , 尤其是在金融科技领域 , 彼时97项香港区块链项目超过65%为金融服务领域 。 因此同一时间 , 香港政府对区块链表示了支持 , 并明确了相比中国内地 , 香港在加密货币技术上的积极立场 。
对于Web3领域而言 , 由于本身具有高风险、金融性等特点 , 政策稳定性决定市场存在与否 , 是影响其落地的关键 。 在大陆出台禁令后 , 出于政策的可预见性 , 众多项目纷纷开始迁移 , 香港 , 作为距离最近、政策更为开放的金融中心 , 成为了华人迁移的首要地点 , 一时之间 , 香港成为了区块链领域最为火热的集聚地 。

香港苹果日报BTC广告 , 图片来源:链新闻
配合香港本身具有的出入金与资本市场优势 , 加密资本迅速涌入 , 加密交易平台不断崛起 , 在当时 , BitMEX、FTX、Animoca Brands等知名机构均在香港发源 , BitMEX甚至以破纪录的月租二百六十万港元承租长江集团中心四十五楼 , 接替原本的巴克莱资本 , 宣布新世界到来 。 18-19两年 , 亚洲顶级加密峰会Asia Crypto Week都在香港召开 , 再次强调了香港在加密领域的地位 。

2020年香港BTC电车运动 , 图片来源:Bitcoin.com
此后 ,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 降低金融衍生风险 , 香港加密监管政策框架逐渐完善 。 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 , 香港证监会连续发布《有关针对虚拟资产投资组合的管理公司、基金分销商及交易平台营运者的监管框架的声明》、《适用于管理投资于虚拟资产的投资组合的持牌法团的标准条款及条件》、《立场书:监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 认为提供证券型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运营者属于SFC的监管范围 , 并需要持有相关监管牌照 。 2021年 , 监管再次加码 。 5月21日 , 香港特区政府建议在港运营的所有加密货币交易所必须获得香港市场监管机构的许可 , 并且只能向专业投资者提供服务 。
尽管政策框架的优化有助于推动加密监管的合规化发展 , 但其牌照设计与监管要求可谓严苛 。 不仅大多数加密资产由于为非证券型加密货币难以进入沙盒 , 现行法规也对数字货币购买对象进行了严格规定 , 数字资产衍生品交易仅限于拥有至少 800 万港元流动资产的专业投资者提供 。 即使在目前 , 也仅有OSL 、HashKey两家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虚拟资产交易牌照(1、7号) , 可为专业及机构投资者提供经纪及自动交易服务 。
值得注意的是 , 香港的监管环境对于Web3基金的在岸注册和运营也并不友好 , 在香港12类、十大金融牌照中 , 根据现行的监管框架 , 与加密货币相关的交易平台、基金和资金管理平台相关的牌照主要包括第1号、第4号、第7号和第9号监管牌照 。 持有普通九号牌的资产管理机构 , 将客户资金投资于数字资产的比例不得超过10% , 突破此限需要获取特殊九号牌照 , 但官方高度审慎 , 获取难度极大 。

从发展角度来看 , 处于野蛮生长状态的Web3需要适当的容错与创新空间 , 可预见性的监管路径与适度的管理规则对其发展尤为重要 。 对比香港 , 新加坡对于加密与Web3的态度堪称积极 , 以开放的政策大力引导产业发展 。 在监管侧 , 新加坡秉持风险导向原则 , 创新与包容齐头并进 , 通过《支付服务法》、《Crypto发售指南》以及《金融业综合法案》 , 新加坡奠定了加密牌照许可与责任明晰的基础 , 对DeFi等领域提供监管沙盒加强版的绿灯监管方式 , 即使无牌照许可 , 也可以豁免状态合法运营 。
而从宏观环境来看 , 香港的退让也早有铺垫 。 在内地禁令后 , 中国加密地位日渐式微 , 市场转移 , 西方强势崛起 , 叠加中美冲突与外界对于香港政策中立性的质疑 , 亚洲世界的Web3中心从香港逐渐过渡至新加坡 , 交易与资本中心从新加坡开始眺望至西方 。
在种种因素影响下 , 首次禁令后部分原生数字项目已南下新加坡 , 而在2021年内地再次加码虚拟货币禁令后 , 香港态度持续犹疑 , 出海的Web2人才与Web3项目也进一步向新加坡转移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