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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2月 ， 随着汽笛的轰鸣 ， 日本的化学家高峰让吉从美国皮奥利亚的联合车站下车 。 同一个月 ， 半个地球外的法国人阿尔伯特·卡米特踏上了前往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今中南半岛 ， 大致范围在越南、老挝、柬埔寨一带 ， 首府河内）的轮船 。 然而 ， 这两位化学家未曾想过 ， 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 ， 他们相似的人生轨迹将会以不同的形式改变整个世界 。
上图_ 1896年从欧洲到纽约的外国移民
一、酒——大生意
19世纪中期 ， 随着欧美国家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新技术的推广 ， 酿造和蒸馏技术得到了改进 ， 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两大核心 ， 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税收 。 例如 ， 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消费者在saké（日本的一种清酒）上的花费与所有其他加工食品的总和相当；在德国 ， 在本世纪之交 ， 钢铁工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才超过酿酒业 。
而在同一时期 ， 美国的酒类消费税占联邦总收入的40% ， 正是酿酒行业的巨大利润 ， 吸引了无数人趋之若鹜地投身于酒类生产行业 。 而在美国奥尔良的希奇家族中 ， 有一个人正在积极奔走——高峰让吉的岳父 ， 他找到了愿意支持高峰让吉研究霉菌发酵技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东家 ， 这个公司主营酿酒和养牛 ， 也就是更为人知的“威士忌信托基金” 。
上图_ 对酒痴迷的美国民众
于是 ， 高峰让吉带着妻儿远渡重洋 ， 于1891年来到了美国 ， 为当时垄断美国蒸馏酒生产的威士忌信托基金工作 。 而与此同时 ， 法国人阿尔伯特·卡米特在经历了漫长的东行后 ， 终于抵达了印度支那的西贡 。 他是法国创建殖民地疫苗接种中心的特派团官员 ， 主要研究狂犬病疫苗和传染病疫苗 。
到达西贡后 ， 卡米特的工作并不顺利 。 作为殖民地官员 ， 他最主要的任务并不是生产疫苗、改善当地的卫生医疗状况 ， 而当务之急是要为帝国创造税收 。 因此 ， 殖民地政府一再削减卡米特的预算 ， 并否认殖民地有传染病 ， 还矢口将传染病的责任归咎于医生的有意传播 。
但即使如此 ， 一年后 ， 卡米特的研究依然取得了重大进展 ， 他提取出一种有淀粉分离特性的酵母霉菌 ， 并着手将重点放在鸦片和酒精生产上 。 而高峰让吉也在同一年用霉菌发酵技术从亚洲的“酒曲”中分离出淀粉酶 ， 致力于寻找酒类发酵中麦芽的廉价替代品 。
上图_ α-淀粉酶
二、殖民地的酿酒垄断
也正是这一年 ， 卡米特决定重新回到法国 ， 继续从事霉菌发酵的研究 。 几年后 ， 在当地糖业大亨和酿酒商的资助下 ， 他改建了一个里尔巴斯德研究所 ， 继续从事微生物和化学研究 。 到1897年 ， 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成功地在完全隔绝、无菌的生产线中应用了纯霉菌培养物 ， 并申请专利应用于工厂生产线 。
马上 ， 卡米特的淀粉发酵技术就应用于法属殖民地河内的一家现代酒厂——法国酒厂印度支那公司 ， 在酒厂与殖民地政府的共同运作下 ， 这个酒厂在十几年内排挤掉了其他所有的酒厂 ， 垄断了整个越南北部的酒类生产 ， 并迅速发展成帝国公司 ， 给宗主国——法国带来了巨额的税收利润 。
上图_ 一百多年前的欧洲人制酒
而殖民地地区的酒类垄断导致酒类价格平均上涨了四倍 ， 工厂生产的烈酒并不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 人们的消费取决于殖民政府的强制性干预 。 地方官员利用他们对各种仪式、习俗和许可的监督权 ， 从新年庆祝到屠宰猪 ， 抓住一切机会迫使村民购买一定数量的工厂烈酒 ， 即使是最贫穷的村民也在强制性手段下被迫购买 。
在强迫村民们购买酒的同时 ， 部门武装人员扫荡农村 ， 搜查非法酿酒的证据 ， 而自行酿酒的裁决门槛极低：仅拥有100克熟米饭就足以判罚长达三年的罚款和监禁 。 当然 ， 监狱也不是唯一的惩罚手段 ， 国防部全副武装的“机动部队”就因随意使用暴力、勒索和谋杀而臭名昭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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