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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何以成为经济大动脉

唐晓峰
在王朝国土治理的各类系统中 ， 京杭大运河与京师北京构成的经济系统 ， 是最重要的王朝支撑体系之一 。
【京杭大运河何以成为经济大动脉】周代曾被儒家思想家美化为理想时代 ， 但恰恰在京师—运河体制的必要性上 ， 周代提供的却是负面的历史证鉴 。秦汉帝国所建立的集权体制 ， 是在充分意识到周代分封弊病之后的选择 ， 从此 ， 中国王朝政体基本上延续了这一传统 。不过 ， 一统集权王朝的都城 ， 从建立之初 ， 便提出了巨大的基本生存层面的经济需求 ， 首先大量的人口便直接导致了粮食供应的巨大压力 ， 而超越基本需求的奢侈享受 ， 令京师消费几无上限 。
在本地条件与京师需求反差巨大的情形下 ， 令各地援助京师 ， 是唯一的也是必然的办法 。好在此时的集权朝廷已经直接掌控全国各地的资源 。不过 ， 在全凭人畜役力运输的时代 ， 大宗物资特别是粮食的运送仍为沉重负担 。在此情形下 ， 水路是效率最高的运送方式 ， 即使以修造运河的浩大工程为代价 。在这种情势之下 ， 京师—运河体系诞生 ， 并随着全国政治地理格局的改变 ， 随时调整线路 。大运河永远朝向京师 ， 把政治与经济连接在一起 。
以经济支撑为基础 ， 进而达成军事、政治的稳固 ， 这是大运河对于京师乃至整个王朝的意义 。以明朝为例 。公元1449年 ， 土木堡之变 ， 随后蒙古瓦剌统帅也先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 ， 明朝兵部尚书于谦组织京师军民积极抗战 ， 成功保卫北京 。此次战役 ， 于谦等人的死战决心与正确部署固然重要 ， 而通州粮仓的百万石储备也是稳定军心民心的重要因素 。于谦曾专门制定特殊措施 ， 发动军民 ， 将通州粮食急运京城 ， 令坚守无后顾之忧 。
北京对于大运河的依赖 ， 从城市最初的营建就开始了 。明朝驻扎北平的燕王朱棣 ， 取得靖难之役的胜利 ， 夺得皇位 ， 并改北平为北京 ， 定都于此 。于是 ， 北京城出现了又一轮大建设 ， 运河上随之呈现特殊的繁忙景象 。城市宫室建设完成 ， 运河的首要任务便是京师大宗日常消费品的保障性输送 。
作为一条贯穿南北3000多里的水道 ， 大运河穿越一系列大小区域 ， 而这些区域 ， 自南而北 ， 环境条件差异逐步加大 。对于商品交换来说 ， 地区反差越大 ， 商业价值越高 ， 所以大运河的出现 ， 乃是一条国内南北千里贸易线的诞生 。官府对运河管理严格 ， 私人禁止侵占 ， 但是运河所含有的不可抑制的商业活力 ， 仍然激发了社会各类商业群体在运河的汇集与钻营 。
商业规律与官府律令之间博弈妥协的结果 ， 在王朝盛世 ， 出现的是双赢的局面：一方面是官府漕运的平稳推行 ， 另一方面是商业活动的繁荣发展 。运河地带呈现的典型景观是 ， 接踵不断的船只与一连串充满生机的市镇 。由于商业创造了较大的利润 ， 于是 ， 在运河沿线 ， 官府设立了众多钞关 ， 向商人征税 。
大运河既是通道也是纽带 ， 促进着区域间的交流互融 。例如 ， “淮扬菜系”便是淮安与扬州结合而成的产品 。在没有大运河之前 ， 两地各自独立 ， 本自成一系 。自运河开行 ， 官商往来频繁 ， 讲究品味 ， 才将二者融为一系 。进一步从宏观来看 ， 大运河加强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联合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为中华文明的两大摇篮 ， 二者融合的不断深化 ，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
北京是大运河的北方终点 ， 是服务的主要对象 ， 大运河对北京及其附近地区自然会产生积极影响 。通州是漕运进京的首站 ， 自有首站的繁荣 ， 不仅有皇家粮仓 ， 还有民间的商街 。清人李焕文称通州“帆樯林立人如蚁” 。18世纪来华的英国访问使团成员斯当东 ， 对通州有三大印象：一是商业网点渗入街坊 ， 工商兴旺；二是临街店铺招牌五颜六色 ， 十分抢眼；三是南货、北货杂陈 ， 品种众多 。同一时期来华的朝鲜人朴趾源 ， 也记载了通州市面的繁华 ， “下船登岸……入一铺中 ， 其瑰丽繁复 ， 亦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 。”
今天 ， 大运河天津段留下众多实物遗产 ， 包括河道、船闸、桥梁、堤坝等 。其中北运河、南运河天津三岔口段 ， 全长71公里的河道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标志部分 ， 宣告着其价值的杰出性 。北京地区是大运河的终点 ， 但商贸活动并不止于北京 。大运河发挥轴心作用 ， 不仅带动张家口、南口、通州、天津以不同的形式参与运河系统的运行 ， 在更宏观的范围 ， 通过驼队与运河转换对接 ， 也将遥远的蒙古、俄罗斯与中国江南的贸易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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