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南京保卫战 政府面临着弃守两难而犹豫不决( 三 )


日军的早期作战计划,以攻占中国腹心地区武汉为核心,从军事上全面占领中国 。计划“以华北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长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在汉口附近地区作战” 。日军陆军省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华北方向使用5个师团,根据情况发展再投入3个师团;华中(上海方向),使用3个师团,另用2个师团(第10军)从杭州湾登陆;华南方向使用1个师团 。可以看出,主要兵力和主要进攻方向是华北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一开始日军基本上是按此计划执行的,而且把华北方面军兵力增至8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加1个航空兵团,总兵力37万人 。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 。毛泽东总结了日军10个月的作战情况,指出了日军在战略上有五个方面出错 。一是逐渐增加兵力,二是没有主攻方向,三是没有战略协同,四是失去战略时机,五是包围多歼灭少 。就南京保卫战来说,这五个方面都有体现 。为了拿下淞沪继而续攻南京,日本大本营于10月初开始把上海方向作为主要作战方向,用“添油”的方式逐步增兵,先是4个师团10万余人;拿不下来又把华北主要方向部队中的3个师团调入上海派遣军,达20万人;还拿不下来又增加第10军3个师团,再从华北抽调1个师团,最后增加到近30万人 。不仅把本土的战略预备队调上来,把驻朝鲜、台湾的军队调上来,不得已还把华北部队大批转用过来,终于把次要方向打成了主要方向,华北的主要方向降到了次要方向 。完全违背了战前制定的以华北为主要方向,在山东半岛、长江口、广州三点以部分兵力牵制性进攻,配合主要方向上行动的战略布局 。
战略协同上,在进行淞沪—南京保卫战时,北线日军不能以有力的进攻行动,在豫北、鲁中一线牵制中国军队,让中国军队统帅部得以集中精力、兵力、物力于华东方向 。打完南京保卫战需乘胜进行战略追击、扩大战果时,日军由于提前使用了战略预备队,而没有了“战略追击队(毛泽东语)” 。战役协同上也有问题,徐州会战时南线日军向北攻击,北线日军不动;后来北线日军进攻,南线日军又不动 。从抗战初期四大会战来看,淞沪、太原、徐州守军都是在日军即将形成合围,可能遭围歼时,及时撤出包围圈,没有出现德军在欧洲和苏联战场上动辄包围消灭十几万、几十万守军的情况 。
虽说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上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和错误,如战役行动不能很好贯彻战略方针,把一些会战作为战略性决战来打;如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专守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固守阵地,坚守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不注重在防御中采取攻势行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如疏于战前的战场建设和战略区的经营,增大了战时的伤亡等等 。但是日本与中国比起来,错误犯得更多,也更带根本性 。
日军一是轻视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抗日决心,以为如同拿下东北和华北北部一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结果越打越需增兵,越打越感吃力,没有达到战略企图 。二是定力差,把持不住战略主攻方向,把由北(华北)向南(华中)打的主攻方向打成了由东(华东)向西(华中),在不利的地形上沿长江溯攻武汉,消耗大,效果差 。三是战役主攻方向也摇摆不定,北线平分兵力在同蒲线、平汉线、津浦线三个战役方向上,在两翼次要战役方向太原和徐州打了两个战略性战役,而在主要方向、距武汉距离最短、地形最为有利的平汉线,打下石家庄后,居然调走了4个师团分别增援同蒲线和上海方面作战,只剩2个师团,攻到豫北漳河一线就没有了后劲,把主要战役方向打成了次要战役方向 。四是东线打下南京后,主力先北上配合打徐州会战,再调头西去打郑州(后遇黄河决口未成)与华北日军配合,而不是拿下安徽省府安庆后一鼓作气直攻武汉 。五是在战役布势上,不知为什么在拿下杭州后,不派强有力一部沿浙赣走廊直攻南昌,包抄武汉后路 。总之,对武汉这个战略枢纽,日本大本营在战略层面上是认识到了,但在战役行动中则没有体现战略意图 。
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战略退却阶段),中日两国两军在比谁犯的错误少,犯的错误层次低,犯的错误影响面小 。这方面,日本大本营做得比中国统帅部更差 。因此,日本在战略上的失败是注定的了,战略相持阶段如期而至 。
决断犹豫,弃守两难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召开33次应急商讨会议 。中共代表也参加了部分会议,进一步阐述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 。会议决定,抗战总方针是“持久消耗战”,中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即“避免与敌决战”,“逐次抵抗,逐次退却”,“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在我则“始终保持我之战斗力”,“以掩护我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的抗战基础” 。这一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如始终坚持不动摇,假以时日,使中日战略力量彼消此长,当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时,胜利终会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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