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南京保卫战 政府面临着弃守两难而犹豫不决( 二 )


虽说南京非易守难攻之地,却是兵家必争之地 。南京城除了背水长江,它还坐落在一个地势平坦的盆地里,被“四山一水”所包围,并与其他相邻地区所隔离 。各个山脉之间都有不大的缺口可供军队通过 。中国军队在这一线构设外围阵地(即战役防线),是极具眼光的 。虽然起步早,但进度慢,待到日军攻到眼前,大部分防御阵地都未完成 。而且漏隙极多,便于日军迂回侧击,守军往往还未稳住态势,就被日军抄了后路,防御随即崩溃 。后来在南京周边双方激战之地,如句容、汤水、阳山碑材、淳化、秣陵、牛首山等处,都是中国军队规划的外围阵地所在 。如果这些阵地战前已建完,并由后方调上来的完整新锐之师进驻,严阵以待,以逸待劳,日军要攻破外围阵地,恐怕十天半月打不下来 。
军事准备动手早,但未完成
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取得淞沪战场胜利后,发现中国军队无序溃退,中国首都南京就在眼前,于是立即进军南京 。日军这一行动,使其侵华主攻方向开始按蒋介石的战前谋划由北向南转至由东向西,即上海—南京—沿长江溯攻上来 。那么战前沿此线的各道防御地带应该建设好,并能充分发挥作用了吧?可实际情况是,有一定准备,但很不充分,战时基本没有发挥关键作用 。分析其原因是,上层决心不大,基层不抓落实 。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前把沿长江一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后,即在国防部下成立了首都防御建设委员会,委派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京沪战区司令张治中负责,下设设计、工程建设等机构,查勘了从上海到南京和南京郊区地形,制定了建设规划 。参谋本部于1932年12月成立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在南京以东、东南和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建筑和整修“国防工事” 。战前首都卫戍军司令唐生智又亲自视察了其中一些主要阵地 。在上海、南京之间构建了吴(县)福(山)线和(无)锡澄(山,即江阴)线两条“战略防线”,构成南京接近地战役防御地带,把太湖北走廊(即太湖北岸到长江南岸相对狭长的一片,苏州、无锡、常州和京沪铁路都在太湖北走廊内)拦腰截断,加之这一带是水网稻田地,两条防线筑垒利用居民地和水网形成防御地带,必定能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并迟滞其行动 。在太湖南走廊(即太湖南岸到皖南山区北沿,湖州、长兴、宜兴、溧阳和宁杭公路在太湖南走廊内)前端平望、嘉兴、湖州构建了若干防御据点(支撑点),也能有效阻滞日军行动 。太湖南北走廊后端即进入南京“四山”,即外围防御阵地 。南京城防主要依靠明城墙和外廓,以及之间的有利地形,称“复廓阵地” 。
复廓阵地、外围阵地和吴福线、锡澄线,规划虽然很好,但没有很好落实 。有的只落实在纸上,实际上没有动工;有的正在修筑中,甚至枪炮声临近了,民工还在干活;有的建完了,具体位置和质量不符合战术要求,等于白建;有的把工事钥匙交给当地的保长保管,战事临近保长带着钥匙跑了 。部队不是找不到应进驻的阵地,就是进驻不了工事,还有工事要重新改造 。所有这些战前设施,除了明城墙阵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外,其余有等于无 。
在兵力部署上,蒋介石也没有把淞沪战场和南京战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没有及早向沪京沿线调集足够兵力形成有一定纵深的战略战役防御部署 。淞沪会战已经开打,南京城防只有6万余人,而且大部分是地方部队和杂牌部队,只有桂永清的3万教导总队(其一部也参加了淞沪会战)相对完整,又是全副德械部队,且长期驻守南京城东紫金山两翼,这正好是日军主要战役进攻方向之一 。桂部后来在保卫战中打得比较好,损失相对较小,与始终驻守原地,严阵以待、以逸待劳有很大关系 。淞沪会战后期,防卫南京的有15个师,11万余人,但从淞沪战场换防下来的部队损失很大,本应经休整补充才有足够战斗力重战,但已经没有这样的时间了 。日军衔尾而至,残缺不全的淞沪败军要在南京停下来回头咬日军一口,已是勉为其难 。
要知道蒋介石早把上海—南京—武汉长江沿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而今日军正按照蒋的设想在行动 。这在战略上是多大的成功,多大的主动!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 。至今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反而在战役战术上行动晚,动作慢,处处被动,受制于人 。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
日本战略决心统一难,定力差
日本军部势力是军国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军队统帅权在天皇,军部一般指政府中的陆军省、海军省,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海军最高指挥部军令部 。宪法赋予军令长官(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令事项,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 。于是,军部成为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操纵国家政权的政治势力;同时陆军和海军也经常不一致,在进攻中国的主要方向上,陆军力主华北,海军力主华东(上海),很难形成统一决心 。日本政府、陆军、海军的不同意见都需要天皇“裁决”,而天皇本人并没有决策辅助机构 。这是日本战略经常出错的深层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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