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折语|东西问丨李恕豪：为什么中国语言学的历史不能强行纳入“欧美模式”？( 二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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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在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山脚下有一处“方言墙”，游客每到这里，都会被满墙充满浓郁特色的方言吸引。中新社采访人员刘鹏摄中新社采访人员：中国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哪些外来影响？同西方相比，中国传统语言学有什么特点？
李恕豪：中国语言学史上受到两次大规模的外来影响。第一次是随佛教传入而受到印度语言学影响，主要体现在音韵学方面。有人认为反切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有关，南朝文人提倡的声律论可能和佛经的转读有关。唐代僧人守温创立的三十字母和后来的三十六字母，以及宋代的等韵图则的确是佛教文化影响的结果。
中国古代语言学吸收外来的研究方法是有选择的。除音韵研究外，古代印度的语法研究也很有成就，公元前四世纪波尼尼著有《梵语语法》一书。唐代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第二卷《健馱逻国》中对这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就有所记载(书中译为“波你尼”)。但印度语法研究却没有对中国语言学产生任何影响。这是因为印度古代的梵语属于印欧语系，从语法结构来讲，属于屈折语，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是孤立语。
第二次大规模的外来影响来自欧洲，五四运动将之分为两个阶段。明朝末年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方科学技术之外，还有西方文字拼音，用罗马字母分析汉字读音，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著有《西字奇迹》，法国人金尼阁著有《西儒耳目资》。方以智的《通雅·切韵声原》、杨选杞的《声韵同然集》、刘献廷的《新韵谱》都受到他们的影响。清末外交官马建忠依据西方拉丁语法，创作了中国第一本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成就最大的清代乾嘉学派，在方法上也间接受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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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北京市文旅局供图中新社采访人员：五四运动后，中国语言学有何变化？为什么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不能强行纳入“欧洲模式”？
李恕豪：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给中国带来了全面的、根本性的影响，语言学也概莫能外。随着新语言学理论的引进，中国学者开始用新观点方法研究汉语。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也在五四运动后扩大。中国传统语言学一般只重视对古代书面语言的研究，而不重视当时各地活的语言，因此，传统语言学往往成为经学附庸。现代语言学则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且形成多种多样的语言学分科。从今天的趋势来看，语言学更多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形成了许多交叉性学科。
五四运动时有人提出摒弃汉字、全盘西化，而百年来世界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也常常忽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点与历史传承。已故的刘惠君教授在为《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作序时写道：“语言是有民族特点的。不同民族的语言学家必然会受到他们自己的语言的民族特点的制约，形成他们不同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理论模式。西方中心论者认为欧洲的模式应该成为一切人的模式。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有的人也一切以欧洲模式自蔽，谓我国在五四以前的语言研究都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是‘前科学’的。欧洲有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的区分，这有他们的特定的学术源流。我们不辨章学术，不考镜源流，把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强行纳入欧洲模式，这是偏见，这是我国语言研究中的民族虚无主义。”
世界上不同语言都有各自鲜明的民族特征，都有自己的结构，且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也不同，其研究方法自然也应有所不同。从语言发展历史和类型上说，中国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在语法形态结构上属于孤立语，而欧洲大多数语言属于印欧语系，是屈折语。怎么可以把适用于印欧语系屈折语的方法强行套用在汉藏语系的孤立语汉语上呢？不仅语法类型完全不同，中西在语音、词汇、语义上也有很大差别，因此其研究方法也应当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