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城杀降 揭秘刘邦鲜为人知的一面
一、刘邦的战力评估
自反秦以来，刘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战争中度过，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没有说法 。从他与项羽对抗百战百败来看，估计后世对此评价不高 。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刘胜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韩信 。而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 。
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 。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 。刘邦对此并不服气，他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历史没有记录下刘邦对此有什么响应，或者认可了这个评价，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想顶真了 。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后人看来，刘邦的强项就是会驾驭人，其作战能力则不值一提 。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其实际作战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计 。其实有关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 。但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 。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司马迁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看过一次，就牢牢记住 。
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它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 。如在反秦战事中，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 。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 。在刘邦加入项梁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 。而刘邦的加入，使得项梁部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 。《留侯世家》记张良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 。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
有关刘邦的战力或可从平定天下后的几次作战中反映出来 。在刘邦死前，先后有击燕王臧荼、击韩王信之叛、击陈豨之叛、击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刘邦挂帅出战，说明在汉阵营中，其它的人(韩信除外，因其过早被废王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让刘邦放心 。《高祖本纪》记其击陈豨时分析道：“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 。”后果如其言 。黥布反时的心态也能说明问题 。黥布以为：“上(指刘邦)老矣，厌兵，必不能来 。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 。”在黥布看来，汉阵营的将领除韩信、彭越外，均不在话下 。只有刘邦的本事值得顾忌，但他又太老，估计不会亲自带兵作战 。所以黥布反了 。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眼里，刘邦的作战能力是被相当推崇的 。但为何会留下与项羽作战百战百败的记录呢，原因只能是项羽的作战能力更高，刘与项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邦长期处在项羽阴影下，其作战能力根本显不出来 。
关于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卢绾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豨时，刘邦先于全国军队到达时抵赵，问赵相周昌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 。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 。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击陈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 。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表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豨的凶猛攻势 。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 。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 。
二、刘邦的杀降杀俘倾向
后世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 。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 。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 。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 。
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 。如屠城阳 。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 。但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 。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 。《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 。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 。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 。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 。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均属被俘 。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
首先，明确记为禽，又记为斩或死者 。如代相国夏说被擒(《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曹相国世家》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曹参所虏，而《田儋列传》言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 。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 。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轸所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纪》言其自杀;陈余分明为张苍所虏(《张丞相列传》)，《曹相国世家》等均言其为斩 。赵王歇为禽(《淮阴侯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 。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其如何，今已不可考 。但笔者倾向于，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 。因为死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结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种状态，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这样的档案材料，应该最可靠;而《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之功为得王二，即俘虏了两个王，应该分别是魏王豹和齐王广 。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杀的嫌疑 。这些人都是一方领袖，杀掉他们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的凝聚力 。
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 。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 。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陈平等人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周苛等守城 。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 。此等手段类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确实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劳，所谓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传说成分大于事实成分，毕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汉军首领，项羽未必肯开出那么高的条件来收买他 。在《功臣表》里有堂阳侯孙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荥阳被楚军俘虏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轮不到周苛 。与此同类，故塞王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 。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 。实际上，曹咎并非自杀，而是被斩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薄上的记录，恐其斩曹咎事属实 。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 。再联系到日后汉王受伤入关，枭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战败战“死”时间更已达数月之久 。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将一个死者首级或尸体完好保存 。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枭其首于栎阳又有何意义呢 。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马欣当时只是被俘，后被处死 。也只有在示众后的斩首，才能显出汉之武功，也可以平当地之民愤，顺当地之民心 。
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 。而殷王司马卬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 。自汉二年司马卬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 。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 。此事不见于《史记》，班固或另有所见 。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卬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 。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微而隐，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 。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支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 。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 。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 。
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卬虽然不是什么厉害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 。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从者云集 。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 。而司马卬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卬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 。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进攻的陈平媾和罢兵 。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 。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 。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 。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是留下了精神支柱 。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 。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 。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而要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 。
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尉 。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 。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 。”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 。”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 。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 。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 。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 。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驩”，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 。
【屠城杀降 揭秘刘邦鲜为人知的一面】《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 。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事 。《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 。”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 。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 。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 。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 。”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 。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 。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 。诸侯立以为王 。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 。”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 。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 。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 。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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