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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接受青霉素临床治疗的病人，究竟因为什么死亡？

阿尔伯特·亚历山大（Albert Alexander）的生命正走向倒计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各地爆发 ， 战火连天 ， 民不聊生 。亚历山大 ， 只是这时代洪流中的一颗水滴 。他原本是英国牛津郡（Oxford）的一名警察 ， 不幸的是 ， 他脸部的一道伤口严重感染 ， 引发了致命的败血症（sepsis） 。此时此刻 ， 在他的血液中 ， 无数可怖的细菌正攻城略地 。
亚历山大的医生查尔斯·弗莱彻（Charles Fletcher）称[1] ， 亚历山大正处于难以言说的巨大痛苦之中 ， “病入膏肓 ， 令人悲伤 。”细菌感染正在活生生地将他吞噬——他已经因此失去了一只眼睛 ， 而脓液仍布满了他的面庞 ， 甚至侵袭到了他的肺部 。
考虑到所有现行疗法都已用尽 ， 而死亡在步步逼近 ， 弗莱彻医生认为 ， 亚历山大会是开展新型实验性疗法的最佳人选 。1941年2月12日 ， 在这个值得被历史铭记的日子里 ， 亚历山大成为已知接受青霉素（penicillin）临床治疗的第一人 。仅仅数日之短 ， 他的病情出现了令人惊叹的好转 。
作为一名药理学系教授 ， 我对亚历山大的故事耳熟能详 。每年做抗生素讲座时 ， 我总是使用他的故事作为引入 。和很多其他微生物学讲师一样 ， 我以往一直告诉学生们 ， 亚历山大患上败血症是由于他在修剪花园里的玫瑰花丛时 ， 面颊不慎被棘刺划伤 。这一说法不仅在科学文献中成为了主流 ， 在近期的报道和书籍中也随处可见 。
问题在于 ， 在这个故事里 ， 虽然关于青霉素的神奇疗效部分是准确的 ， 但有关亚历山大受伤的细节却混乱模糊 。而这很有可能是由于战时的宣传政策所致 。
打破窠臼的发现
早在1928年 ， 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便意识到了青霉素拥有作为抗生素使用的潜能 。弗莱明任职于伦敦的圣玛丽医院（St. Mary’s Hospital） ， 后来因一个培养皿上的意外发现而名垂青史 。当时的弗莱明 ， 正在培养皿中培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al bacteria） ， 他偶然发现 ， 在被青霉菌（penicillium）污染的培养皿中 ， 葡萄球菌无法正常生长[2] 。弗莱明由此推断 ， 青霉菌的“汁液”能杀死特定种类的细菌 。
十年后 ， 由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在牛津大学领导的一个科研团队接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从“青霉菌汁液”中提取及纯化活性物质 ， 并正式测试它的抗菌性能 。1940年8月 ， 弗洛里与同事们发表了他们打破窠臼的研究结果[3]：纯化后的青霉素成功治愈了小鼠体内的多种细菌感染 。
动物试验获得了阶段性成功 ， 但人体试验的开展却困难重重 。弗洛里联系上了弗莱彻医生 ， 希望他能帮忙寻找一名适合应用青霉素临床疗法的患者 。后来我们知道 ， 这名被选中的患者便是亚历山大 。彼时的他已经无路可走 ， 如果不尝试实验性疗法 ， 生命便危在旦夕 。正如弗莱彻医生所说：“采用青霉素疗法 ， 对他而言只有好处 ， 他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
当时 ， 由于青霉菌的生长速度迟缓、单次产量较低等原因 ， 纯化过的青霉素极为稀缺 。与治愈一只小鼠相比 ， 治愈一个人所需要的青霉素用量要大得多 。医生们不得不从亚历山大的尿液中回收提取未被分解的青霉素 ， 但即便如此 ， 想要彻底清除感染 ， 这些青霉素量也还是不够 。在患者病情好转以后的第10天 ， 未能斩草除根的细菌感染又卷土重来 。亚历山大终究没能熬过这一劫 ， 在1941年3月15日 ， 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 享年43岁 。
一石激起千层浪 。尽管结局未能如愿 ， 亚历山大的病例仍旧轰动了学界 ， 有关青霉素的研究一时吸引了无数目光 。弗莱彻医生认为：“青霉素能够为细菌感染的患者带来暂时的缓解 ， 这是确凿无疑的 。最重要的是 ， 在亚历山大接受青霉素连续注射的五天中 ， 我们没有观察到任何毒副反应 。”
1942年3月14日 ， 在亚历山大去世一年以后 ， 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医生们将青霉素注射进了另一名女性患者体内[4] 。这位患者名为安妮·米勒（Anne Miller） ， 当时她因为葡萄球菌引起的败血症而在死亡边缘徘徊 。在注射足量青霉素后 ， 米勒奇迹般地完全康复 ， 并由此成为了被青霉素治愈的第一人 。米勒的康复无比地振奋人心 ， 在此之后 ， 实现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成为了美国陆军部的首要任务之一[5] ， 优先级仅次于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 ， 即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 。二战期间 ， 青霉素的使用不仅有助于预防士兵伤口的感染 ， 也给了被淋球菌感染的军人重返战场的机会 。不可否认 ， 小小的青霉素对于同盟国的最终胜利而言 ， 功不可没[6] 。
玫瑰花丛的故事 ， 是他们心中的刺
如今 ， 阿尔伯特·亚历山大已经成为了众所周知的使用青霉素进行临床治疗的第一人 ， 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样广为流传的 ， 是亚历山大的“死因”——在玫瑰花丛中刮伤所引起的败血症 。
然而 ， 事实真的如此吗？在2010年 ， 历史学家、《牛津医学：穿越九个世纪》（Oxford Medicine: A Walk Through Nine Centuries）一书的作者埃里克·西德博特姆（Eric Sidebottom）接受了采访[7] ， 掀开了真相的面纱 。据他所言 ， 在1940年11月30日 ， 真正让亚历山大受伤的并非玫瑰花刺 ， 而是德军的轰炸 。亚历山大工作的警察局遭遇了炸弹袭击 ， 弹药碎片划破了他的面部 ， 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感染和死亡 。
亚历山大的女儿希拉·勒布朗（Sheila LeBlanc）后来搬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 成为了一名艺术家 。2012年 ， 她在接受当地一家报社的采访时[8] ， 证实了西德博特姆的说法 。除此之外 ， 勒布朗还向大众披露了父亲的离世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他们一家所住的房子并非为他们所有 ， 而是由家乡提供专为村庄的警察所用 。亚历山大离世后 ， 勒布朗一家被迫迁出 ， 在乱世中流离失所 。亚历山大的遗孀由于失去了经济来源 ， 不得不出外打工 ， 分身乏术的她无力照料孩子们 。勒布朗与哥哥因此被送往孤儿院 ， 饱尝了世间冷暖 ， 彼时的她年仅七岁 。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生化寄生虫学系教授迈克尔·巴雷特（Michael Barrett） ， 曾通过电子邮件与勒布朗谈及亚历山大的死因 。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9] ， 巴雷特写道 ， 据勒布朗回忆 ， 他们当时所住的房子确实拥有一座美丽的玫瑰花园 ， 但她父亲所受的致命伤与之并无干系 。杀死她父亲的是德军的闪电战 ， 而非一根小小的玫瑰花刺 。
在2022年2月 ， 我设法联系上了亚历山大的孙女琳达·威拉森（Linda Willason） 。如她的妈妈一般 ， 威拉森也成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艺术家 。她向我证实了弹药碎片的说法 ， 且认为玫瑰花丛的故事“不过是战时的宣传策略” 。为了维稳 ， 当时的政府淡化了轰炸造成的伤害 。
【第一位接受青霉素临床治疗的病人，究竟因为什么死亡？】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 ， 亚历山大受伤的原因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细节 ， 但修正相关的历史记录是极为重要的 。亚历山大是一名恪尽职守的警察 ， 他在执行公务时不幸受伤 ， 并因此而牺牲 。他的死亡是悲壮的 ， 也值得被铭记 。玫瑰花丛的故事虽有着唯美的外壳 ， 却掩盖了他因公殉职的本质 。亚历山大的后代希望 ， 真相能被广而告之 ， 而虚构的玫瑰花丛则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
在2021年 ， 英国的纽伯里市（Newbury）竖起了一块纪念亚历山大的牌匾[10] ， 其上写道：“在1940年11月30日 ， 警察官阿尔伯特在南安普敦市（Southampton）执行公务时遭遇空袭 ， 不幸负伤 。伤口造成了葡萄球菌和链球菌感染 ， 并引发了败血症 。阿尔伯特被转运至位于牛津郡的拉德克里夫医院（Radcliffe Infirmary） ， 并成为了首位接受青霉素临床治疗的患者 。用药后 ， 他的病情立刻出现了明显好转 ， 但碍于当时的青霉素产量不足 ， 细菌感染不幸复发 。他于1941年3月15日死亡 。阿尔伯特为抗生素发展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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