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历史的拐点 同意立宪的慈禧太后恰好去世

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 。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像点样的官绅和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 。光绪二十七年初(1901),西太后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第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 。这是迫于洋人的压力,经过义和团围使馆这么一闹,洋人不再容忍中国人当阿Q,明明一个外交部门,偏要宣称“总理各国事务”,好像把洋人家里的事儿都管了似的,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 。其后拖拖拉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 。但是这一抄,抄得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 。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依托租界?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办在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 。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 。他们要求,制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百地跟西方接轨 。
【清末历史的拐点 同意立宪的慈禧太后恰好去世】到了1904年,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这一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 。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是中国的耻辱,说人民都很愤怒,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麟阁之流,在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给俄国人做密探,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砍了头,还被拍成了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丧得让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 。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的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变的中国人,其实对日本人战胜很是兴奋 。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 。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 。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 。从前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
这一惊,也惊到一直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和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 。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名绅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食指大动,思有所为 。袁世凯和瞿鸿禨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 。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亲庆亲王奕劻,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 。地方大员,分量很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都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 。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 。
西太后老佛爷自逃西安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中国的古玩 。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儿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 。立宪究竟会怎样,心里还是没底 。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 。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 。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 。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 。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 。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西方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等 。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的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 。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 。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 。”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臣,是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 。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两下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 。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 。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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