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倭寇多且不怕死 竟是因为这条禁令所导致的

中国历史始于约公元前2000年,一般按王朝划分 。上表只是简化记录;例如,宋代一般被分为两个时期(它在异族入侵后瓦解,并在另一个地方重建了权力中心) 。这个清单也没有展示各朝代之间混乱的过渡期—通常说1368年明朝夺取了政权,但它和元朝的战斗在这一年前后共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
明朝的贸易禁令经常被形容为中国文化缺陷的标志(兰德斯称其为“儒教国家憎恶商业成就”) 。但事实远复杂于此 。海禁并没有阻断所有与海外的联系 。它们批准了一个特例:“朝贡贸易”(tributepayments),它基本上允许那些住进指定的政府馆驿的外国人向统治者敬献礼品 。之后,皇帝出于礼节会回赐中国商品给他们 。皇帝还会允许他们出售所有皇帝不想要的东西,而这些商品通常数量不少 。
沿海的商人看清了这种“海禁–朝贡”的本质:这是政府控制海外贸易的方式 。这项事务忙碌而利润丰厚,1403年至1404年海禁最高峰时,明朝廷接纳了不下38个国家的“贡使团” 。理所当然,朝廷希望从贸易中获利,但商人本身却不是朝廷想要的;外国商品可以,外国人不行 。除了少数特例,所有与海外的接触都应在京城的监督下进行 。
按照官僚的逻辑,朝廷官员论断称海外贸易是违法的,因此国家没有设置海岸军队来维持贸易治安的需要 。明政府将海军裁减到仅剩几只舰船,根本不够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巡逻 。令人毫不吃惊的是,这造成了走私的疯狂增长(如果做生意被定为违法,那就只有违法之徒会去做生意了) 。
倭寇遍及东南沿海 。倭寇的字面意思是“日本海盗”,但其中大多数并不是日本人,许多甚至不是海盗 。虽然他们有时在日本也有基地,但主要的倭寇群体是由中国商人指挥的,这些商人因明朝的禁令或其他法规而断绝了生计,转而开始走私 。他们的船员是一群各式各样陷入困境的百姓:未能谋得一官半职的秀才,破产的商贩,逃避兵役者,被官府解雇的胥吏,饥饿的农民,名声不好的僧人,逃犯,当然还有真正的职业走私犯 。他们之中还有许多是被发财的承诺引诱成为海盗的老水手 。每当官员试图剿灭他们,就会引发暴力对抗,而这常常导致城镇失守 。“商即是盗,盗即是商”,厦门大学历史学家林仁川告诉我,如果条件允许,他们会和平地做生意;但如果不能,就没有和平可言了 。
顶层统治者的昏聩阻碍了中国打击海盗的努力 。明朝后期的历史就像宣传民主制度优势的广告 。有一位沉溺酒乡;另一位抛下大任,住进皇家园林,研究长生不老的炼丹术;更有一位皇帝长达二三十年拒绝上朝 。追求炼丹术的这位就是1521年至1567年在位的嘉靖皇帝,他将帝国交到了宰辅组成的内阁手中,但大臣们只关心个人的进退,而不是东南沿海的海盗之患 。
遭海盗骚扰最严重的是中国东南部资源贫乏的福建省,它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相望 。福建省大部分地区都是不高但陡峭的山脉,覆盖着红色的风化土;平坦、宜耕种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河谷和狭窄的沿海带状地区 。“高者山至崔巍,力耕未止 。”一位13世纪福建作家感叹道,“卑者弥望斥卤,不可种艺” 。饥荒是长久的威胁;尽管进行了大规模开辟梯田和开垦土地的工程,福建的粮食生产仍然无法自给自足 。
该省一半的稻米必须从外省运来,这并不容易,因为群山将福建与中国的其他地区隔绝开来 。多礁岩的扇形海岸上分布的诸多天然良港,是这一地区为数不多的自然资源之一 。理所当然的,大海是福建的依靠 。长期以来,福建都是中国的海上贸易中心—在靠帆船航行的时代,这意味着它就是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心 。当国际贸易被官方取缔后,福建人发现自己的位置非常不妙,他们从陆地上也得不到什么 。
港口城市月港(Yuegang)附近的冲突尤为激烈 。月港位于九龙江出海口(JiulongRiver),其海港中分布着许多小屿、沙洲和其他危及行船的障碍 。当地以多雾闻名,导航相当困难,走访月港时我曾在港口附近徘徊,有时甚至连几百码外的船只都看不见 。重要的码头都要沿着九龙江上溯数英里,在如此浅的水中行船,必须借助涨潮来拖曳船只 。这个位置设计是为了防御海盗:盗匪不敢袭击码头,因为对于入港必不可少的凶猛潮水会让他们无法逃跑 。同时,月港的许多船主也是海盗,这个港口保护他们不受同行侵袭 。
【明朝倭寇多且不怕死 竟是因为这条禁令所导致的】密布着唐代庙宇的月港老城,由一条高架走道与明朝新建的城镇连接起来,城墙高耸的新城更深入内陆 。两座城内都建满了房屋,“盗贼之渊薮,”16世纪60年代一位官员讥评称,这里的居民“通番倡乱,贻患地方者,已非一日矣” 。月港的确是海盗的天堂,以至于京城曾经决定将当地人按每十户分为一组,每五天点检组内成员;如果某一户做了违法的事,十户都要连坐受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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