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一步解释，可竞争性或者是可竞赛性就是说在有规模效应的行业，包括有规模经济或者是网络外部性的行业，它可能存在来自市场外的潜在竞争，这个潜在的竞争压力就会抑制其市场内企业的定价权。
汪浩说:“一个可竞争市场具体的表现就是，它看起来像垄断或者寡头，每个企业的市场支配能力都特别强，但是企业的价格或者利润率并不高，消费者也能从中得到比较好的服务。”
但是，这个现象在数字平台时代却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因为不同的数字平台往往是能够以比较低的沉默成本，相互进入对方的业务领域，相互构成比较显著的竞争压力。
汪浩表示，数字平台的盈利主要渠道实际上是通过掌握流量和数据，流量和数据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
从这一角度来看，汪浩认为，一个貌似垄断的企业，它不一定有实行垄断的能力，还要看潜在的竞争。如果说有潜在的竞争的话，那么这个企业看起来市场份额非常大，但实际上它垄断不了市场，因为一旦有垄断的苗头，它就会被潜在竞争者所取代。
同时，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平台间的竞争成本是政府无法干预的，比如构建生态、技术研发等，但政府能够做的是减少来自于政府规制的成本，尽量让这个市场的环境有利于企业经营，相互进入其他的平台。
平台拆分并非反垄断上策
汪浩认为，互联互通会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规制，有一石三鸟的作用，首先可以充分发挥网络效应，其次可以防止赢家通吃，最后还可以鼓励良性竞争。
从这个角度来看，汪浩认为，平台拆分应该不是平台反垄断的一个上策，因为拆分就意味着放弃了网络效应，拆分以后网络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使用者，网络的价值都会大大降低。但是互联互通却可以从根本上去解决平台垄断的问题。
但是，汪浩补充道，互联互通真正的障碍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为规模比较大的平台是没有兴趣参与互联互通的。因为大的平台如果没有互联互通的话，消费者会逐渐地向它集中。一旦进行了互联互通，那么消费者就不会对它的需求那么强，消费者相对来讲就比较愿意加入其他的平台。
因此，互联互通的规制还是应该包括一个适当的利益补偿机制，有些大的平台做到如今的程度，确实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汪浩表示，我们国家的数字平台领域总体上竞争还是比较充分的，垄断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信息科技领域也是明显落后于国际同行的。
针对这一情况，汪浩对平台治理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要研究面向大型平台的税收调节体系，包括数字税、所得税这样的调节体系;第二，降低数字平台市场的准入门槛，鼓励平台之间的相互进入;第三，平台的反垄断应该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第四，探索在相互竞争的平台之间实现互联互通。
《中国经营报》触角学院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北大国发院在线公开课系列”达成长期战略合作，系列课程旨在为宏观经济发展、企业生存策略提供更好的建议。
(校对:颜京宁)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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