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福寺|蒙古袭来︱新安沉船出海之谜( 二 )_东福寺|日本_历史|幕府|元朝

虽说日本和中国的盛极一时的海上贸易因两次蒙古袭来而中断。居住在博多的南宋商人“博多纲首”们也遭受了重大的打击，之后逐渐退出了贸易的舞台，曾经繁荣的“博多纲首贸易”从此消失。但两国间经贸往来并不会因为政治状况的瞬时恶化而终止。1292年，也就是“弘安之役”之后11年，就已有日本商船抵达了庆元——也就是燕公楠托商船带去元朝信函的那一次。元朝设置了浙东道都元帅府、定海千户所，防备日本来攻，对“倭船”的来航加强了戒备，但另一方面也允许日本商船来港贸易。虽不像南宋时期那般便利，但1304年以后开始有“岁至倭船”到来，中日之间又重现了商船蜂拥而至的繁荣景象——因此也可以说，“蒙古袭来”对中日交流的影响，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派遣一艘入元贸易船到中国，以其中一部分收入来承担寺社修造工程资金的方法，才得以成为可能。
这艘最终前往中国的贸易船，就是“新安沉船” 。川添昭二因此将新安沉船命名为“东福寺造营料唐船” 。当然，这艘船是在满载着一船的物资，从中国回日本的途中才沉没的。东福寺烧毁后的第三年（1321），南山士云辞去了在镰仓的职务，回到了东福寺，而后亲赴博多担任承天寺住持，到第一线去准备派遣贸易船的相关事务，之后在博多一待就是11年，使得这艘商船成功开赴元朝。虽然说贸易船的派出是为了东福寺的重建，但是却需要得到幕府的帮助，由镰仓幕府认定为“寺社造营料唐船” 。即便幕府的认定，对于船只在元朝的商业活动来说没有丝毫的用处（元朝根本不在乎镰仓幕府颁发的任何“牌照”），但却可以保障这艘船在日本境内航行时候的安全。此外，南山士云还差遣一名弟子到元朝，寻找另一位圆尔的弟子——当时在元大都大觉寺担任住持的东洲至道，劝告他回国帮助东福寺重建。但东洲至道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最终在大都终老。当然，没有选择搭乘“新安沉船”回国或许也是东洲至道的幸运。
学术界将“新安沉船”这类前往中国的贸易船称作“寺社造营料唐船”，这与两次蒙古袭来后的“寺社营造热潮”有关。如此大规模的造寺建社热潮，自然需要庞大的资金。而当时的朝廷、幕府以及大寺社自己都很难拿出这样一笔巨大的经费。那么，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取资金，就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手段。于是，朝廷和幕府在镰仓时代的最后阶段派出了许许多多的“寺社造营料唐船” 。那么，究竟什么是“寺社造营料唐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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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东福寺
正中二年（1325）7月，筑前的守护代向筑前当地的御家人传达上级的命令，要求他们做好“建长寺造营料唐船警固”的工作。“某某寺造营料唐船”明确出现在了这则文书里。第二年（1326）9月，萨摩守护代向萨摩的御家人命令，要求他们派出兵士，将“胜长寿院并建长寺船”所需的货物运输到京都去。由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当“寺社造营料唐船”出航的时候，镰仓幕府会命令自己麾下的御家人为船只的航行服务，或者提供安全保障，或者协助运输货物。这就与“蒙古袭来”以前中日贸易的常见形式不同。
在“博多纲首”们活跃的年代，“博多纲首”作为大寺院、大神社、公家贵族及武家势力的贸易代理人，贵族和武士们也从对宋朝的贸易中获利颇丰。但后者鲜有直接为他们的航海活动服务的情况。现在，镰仓幕府主动为商船们提供这类的服务，或许是因为14世纪以来“恶党”与“海贼”们的活跃愈演愈烈，威胁到了日本国内航行的安全。但纵然“寺社造营料唐船”有幕府的保驾护航，它仍然是一艘商船，而不是幕府或朝廷的官营船。只不过幕府会与实际经营这艘船的商人们达成一个协议：既然为你保驾护航，那么你也需要上缴贸易利润的一部分，充作寺院、神社营建的资金。这种行为也就是日本修筑寺院时常见的“劝进”——即捐资结缘的手法。另外，比起转卖获得利润，更为直接的是从中国进口大量的铜钱。“新安沉船”出海的年代，正好是铜钱（基本上是宋钱——当时日本不具备自主铸造铜钱的能力）作为货币在日本社会迅速普及，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安沉船”上会有28吨铜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