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宁胜男:疫情暴露“去工业化”真相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 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多地成为疫情重灾区 , 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大规模失业、极端贫困等社会经济困境 。 应对危机能力缺陷背后 , 折射的是这些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结构性问题 。
“去工业化”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发达国家 。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 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现象 。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 1980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0.3% , 此后“断崖式”下跌 , 到2000年仅为12.7%;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在未超过GDP的18%时已震荡下行 , 到2020年降至13% 。 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时工业发展水平并不高 , 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尚在低位徘徊 , 国际上将这一现象称为过早“去工业化” 。
曾几何时 , 这种过早“去工业化”模式并未引发太大争议 , 尤其是本世纪初 , 国际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助推了拉美和非洲的经济增长 , 印度则依靠计算机软件等服务业出口赢得“世界办公室”的称号 。 在“华盛顿共识”和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影响下 , “服务业提前取代工业”的发展模式受到不少国家推崇 , 很长一段时间内 , “去工业化”“退二进三”被看作是一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象征 。
但是 , 新冠疫情暴露了过早“去工业化”国家“体虚畏寒”的真相 。
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增长乏力 。 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 , 制造业等工业部门能够更快地提升生产效率 , 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 , 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 对于低收入经济体 , 制造业还是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部门 。 过早“去工业化” , 经济缺乏一个强大的制造业作中坚支撑 , 一是导致国民经济的“空心化” , 增长的步子不稳 , 遇风险易折损;二是经济主导地位由批发、零售、酒店等传统服务业占据 , 这些行业产品难以规模化量产 , 生产率不高 , 且多依赖内需“一条腿走路” , 易引发经济增速放缓 , 增长动力减弱 。
【疫情|宁胜男:疫情暴露“去工业化”真相】过早“去工业化”加剧失业和贫困 。 很多发展中国家具备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 但是 , 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劳动力无处可去 , 带来大规模失业或隐性失业问题 。 从农业析出的大量劳动力无法在正式的制造业部门实现就业 , 只能流入低生产率的传统服务业 , 从事家政工、服务员、小商贩等低端职业 , 不仅收入低 , 也缺乏制造业工人享有的基本劳动和社会保障 。 根据印度2009-2010年普查数据 , 在全印4.65亿的就业人口中 , 正式部门就业人口仅有2800万 , 剩余4.37亿都在组织程度低、生产规模小的非正式部门勉强安身 。 疫情暴发后 , 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停滞 , 这部分人口往往生计无着 , 被迫滑落至极端贫困境地 。
过早“去工业化”易激化阶层冲突 , 带来沉重的社会成本 。 制造业的早衰导致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缩减 , 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变为“哑铃型” , 财富日益向资本所有者集中 , 少数高素质劳动力得以进入金融、互联网等高附加值行业而获得高收入 , 大多数劳动者则做着低端服务业工作 , 由于严重缺乏议价能力而不得不忍受低报酬 。 长此以往 , 劳动者内部形成“内卷” , 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凸显 , 底层民众情绪发酵 , 社会冲突与矛盾日益上升 。 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 , 近期不少学者警告世界正在走向“巴西化” , 背后也有过早“去工业化”的影子 。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 去工业化易 , 再工业化难 。 后疫情时代 , 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强调“供应链安全”、纷纷推出重振制造业计划之际 , 国际经济体系留给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空间更趋狭窄 。 发达国家由于资本积累雄厚、科技实力强劲 , 容易在工业4.0时代夺得先机 。 相反 , 工业自动化趋势将侵蚀低收入经济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 削弱其对工业投资的吸引力 。 有鉴于此 , 新一轮产业革命很可能导致国家间的两极分化 , 那些过早“去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将被甩在后面 , 甚至出现经济倒退 , 在世界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也可能被长期固化 。 ▲(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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