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张巡守睢阳时到底吃了多少人?

张巡首先要保障的,是他的士兵,而不是睢阳百姓 。对士兵的热爱,让他献出了爱妾,但要说他带头吃掉了三万百姓,这殊不足信 。
尹子奇率13万叛军,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二十五日进攻睢阳 。张巡得睢阳太守许远告急,旋率将士3000余赶赴睢阳 。宁陵至睢阳很近,即使步兵,半日亦足以赶到了 。与许远合并一处后,将士共6800人 。即日与叛军接战,连续拼杀十六昼夜,俘获叛军将领60余人,杀死士卒2万余人,“获车马牛羊” 。尹子奇攻城不下,承夜退去 。其退兵时间,应在二月之中 。
此次接战,张、许大获全胜,且收获车马牛羊 。虽未云具体数目,但除作战斩获之外,因叛军为连夜撤军,以其10余万众的规模,所遗亦应可观 。舍马可充战马外,牛羊则可充军粮 。而睢阳城内存粮本有六万斛之多,当时一斛约等于现在的60升,六万斛即合现在的360万升 。但虢王李巨坚持要将存粮的一半分给濮阳、济阴二郡,许远虽据理力争,卒无济于事,因此睢阳只剩下一半存粮,相当于现在的180万升 。《新唐书》谓“巡始守睢阳,众六万”,即是军民之总数为六万左右 。除去张巡带来的3000人,原来的5万余人可用存粮支持半年 。多了张巡的3000人后,即使支持不了半年,也应可支持五个月 。故粮尽之日,应在七八月之间 。闰八月南霁云对贺兰进明说睢阳“不粒食已弥月”,时间是差不多的 。存粮殆尽时,“士日赋米一勺,龁木皮、煮纸而食”,“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才千馀人,皆癯劣不能彀” 。按此处“千余人”,力不能拉弓,当指将士而言 。
南霁云两次外出求援 。时间为八月和闰八月,其第二次求援归来,为闰八月十五日 。南霁云在真源令李贲处得马百匹,又在宁陵借得三千兵,而最终杀入睢阳重围的只有约一千人 。但他们同时“驱贼牛数百入”,抢粮心切,夺叛军之牛,应是他们损失惨重的原因 。但这数百头牛,加上战马,因值夏日,若善藏腌制,舍百姓不计,应可支持2000将士一段时间 。而城破之日为十月九日,据闰八月十五日不足两月 。此类缑粮应是差不多的 。
尹子奇于正月、三月、七月三次包围睢阳,其中前两次围城皆被张巡击退 。而七月的解围尤其重要,当时尹子奇被射瞎一目,仓皇败退,而睢阳粮尽,正可乘机调粮 。中原城邑众多,宁陵等地仅数十里之遥远,野麦已苞可食,皆应有得粮的希望 。而七月六日尹子奇重新围城,同时即发生“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的惨状 。我认为此时的主要问题已不在粮食,而在疾病 。杀戮太甚,死者枕籍,又值盛夏,极可能发生疾疫流传 。且守军接战数十场,常主动出击,而未闻败绩 。守军远远少于叛军,若主动出击导致自己死伤严重,则张巡岂敢如此?故守军由6800锐减为一千人,疾疫应起了更大的作用 。而随着病死将士日众,有贼牛战马在,则军粮问题日益次要 。要知道,在睢阳将士最饥饿的闰八月,南霁云尚带50精骑冲出敌阵搬救兵 。50匹马,可以奔赴远邑,足见饲料尚可供应 。而其时城中,既未吃马,也未如木皮、纸张那般吞食马饲料 。正因为是疾病的问题,所以拥有贼牛战马的最后时光,叛军破城时,却发现守军“病不能战”,兵疲已极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疾疫而只是饥饿,则一千兵,吃上万人,天天饱餐人肉,会疲惫至此?
而张巡杀妾则在七月粮尽之时 。当时“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张巡便献出爱妾 。我认为此处,当高度注意“痍伤气乏”四字 。唐军与叛军大小数百战,战事非常频繁,死人自应无算 。饥饿难耐,尽有尸体可食,何必生杀侍妾!然人肉治病之说,早有源流 。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张杲《医说》,谓唐开元中,明州人陈藏器着《本草拾遗》,载人肉疗羸瘵 。自此闾阎有病此者,多相效割股 。“割股”云云,即指生人之肉 。后世相传之以人血起沉疴者,亦属此类,这一恶习遭到鲁迅的痛斥,众人皆知 。张巡所杀之妾,许远所杀至僮,皆生人中之尤为鲜活者,与死尸截然不同,此必与起将士之羸病沉疴有关 。则其杀人之心,固有愚昧之嫌,但一则出于对士卒的热爱,二则绝非以人肉充军粮,自古以来对他的非议和诟病,实非公断 。
然而“凡食三万口”之说,又从何说起呢?闰八月后,一千多守军,有贼牛战马垫肚子,若还不够,哪里需要吃那么多人 。就算上七、八两月,善藏腌制,也决计吃不到三万人!我认为,城中百姓原有五万余,尹子奇两次退兵时,若干百姓逃难而去是极有可能的,剩下的三万百姓赶上七、八、闰八这最艰苦的三个月,士兵以贼牛战马自飨,尚难自给,绝不会分口粮与百姓 。故百姓“人相食”是一定的 。实际上,睢阳存粮不足,最初就有预估,上半年能否公平分给百姓,都是个极大的未知数!张巡的第一宗旨是守住睢阳,认为睢阳是“江淮保障”,故直到最后都不愿放弃睢阳而“东奔” 。因此,张巡首先要保障的,是他的士兵,而不是睢阳百姓 。对士兵的热爱,让他献出了爱妾,但要说他带头吃掉了三万百姓,这殊不足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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