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史上鲜为人知的抗日组织“国际特科”( 二 )


1934年春天,杨奠坤与张逸仙、阎荆璞等5人秘密去苏联,到莫斯科郊外一所秘密学校学习 。校长缪勒尔似乎是德国人,学校教官大都是苏军现役军官,学习课程包括军用化学、汽车驾驶、爆破、射击等等 。为了保密,苏军教官给他们每人都起了一个好听的俄国名字,杨奠坤取名“瓦尔德尔”、张逸仙名为“古斯塔夫”、阎荆璞名为“马克斯”、刘士恒名为“魏利”等等 。学习结束时,已是冬天,杨奠坤等3人已先期回国 。张逸仙和学员老浦一组,计划偷越国境返回 。他们登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在隆冬里跑了好多天,到达满洲里附近中苏边境 。下了火车,寒风刺骨,像刀子似的扎脸 。苏联红军给他们发了皮大氅、毡靴 。那毡靴直穿到大腿根,人好像是被架到了半空中,走起路来像是踩高跷 。
休息3天以后,苏联红军士兵领着他们去边境看地形,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走,大约到对面扎赉诺尔车站的时间 。半夜11点,张逸仙和老浦出发,苏方又给他们发了御寒的烧酒,一位军官交给他们一只信鸽,约好到扎赉诺尔放飞回来 。苏联士兵持枪直送到不能再前进的地方,才握手珍重道别 。两个人在漆黑的夜间,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边境枯草地上艰难跋涉,走了10多里路,一道未冻实的小溪横在面前 。张逸仙“咔嚓”一脚踩破了冰面,陷入水中,拔出腿来,已经变成了一只冰靴子,顿时浑身冰冷,冻得牙直打颤 。可此地空阔无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无法脱靴整理,只好拼命往前跑 。一直跑到天蒙蒙亮,登上一座小土山,见不远处有一所红房子,以为是扎赉诺尔,便放飞了信鸽 。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一点也不假 。明明已经看到了红房子,可是怎么走也不到,一直走到上午10点,才接近那所红房子 。仔细一看,这哪里是什么扎赉诺尔车站,居然是“满洲国”国际警察派出所!这还得了,这不是往死里送吗?幸好日本人没设瞭望哨,还没发现他们 。两人扭头拼命往回跑,虽然又乏、又饿、又渴、又累,也不敢松一口气,直跑到下午两点,回到大荒野地,才觉平安 。正想喘口气,一眼看见草丛中有一具已经发黑的尸体,顿时毛骨悚然,又赶紧再跑,直跑到太阳落山,才跑到火车站 。到跟前一看,这里哪是什么扎赉诺尔啊,这已经是扎兰屯火车站了 。在慌乱中,他们懵懵懂懂地越过了扎赉诺尔 。稍事喘息,回到哈尔滨 。张逸仙右脚3个脚趾头已经发黑,只好到医院做手术 。
1935年春,张逸仙赶到天津,和杨奠坤等人成立特科小组,杨奠坤为天津组组长、张逸仙为副组长 。在扩大组织工作中,张逸仙陆续联系了一批爱国志士加入特科组织,并布局全东北,把杨省三派往大连,黄一民派往锦州,裴志亭派往安东,季书元派往张家口,冯子宾在天津留守 。他还让妻子张琴玲负责来往联系交通等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在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同时,国际特科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却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共产国际在3年前已经解散,“国际特科”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在同日寇斗争中,特科战士大部牺牲,幸存者尤其是后发展的没机会加入党组织的幸存者,手里没有任何可资证明自己身份的凭据 。
被判10年、住了敌伪监狱3年侥幸生还的李泽民出狱以后,有一种世事沧桑的感觉,昔日的战友、朋友大都不在了,好不容易找到未被敌伪抓获的洪德锡,两人一道去苏军总部联系,苏军总部对此一脸茫然……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认知一直存在着历史差异,“国际特科”组织及工作一度被讳莫如深 。斯大林后期“肃反扩大化”,苏联红军情报部长柏尔青被捕,1938年被杀(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才平反) 。活跃在国际情报组织的英雄佐尔格、缪勒尔等大批情报精英被捕、被杀 。二战结束,“国际”解散、组织瓦解,关系中断,李泽民、洪德锡都是后发展的特科成员,与中共党组织根本没发生过关系,加上“国际特科”与中共组织已经脱钩,找中共组织联系,也难以接洽 。两人无奈,只好各自谋出路,洪德锡就留在大连苦度时光 。
侥幸逃出日寇魔掌的张逸仙、张琴玲夫妇,隐居在哈尔滨附近呼兰县教书 。由于日本人知道张逸仙曾经是“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总参议(伪满康德皇帝登基时,对以前抗日人员予以大赦),不时前来侦探、骚扰 。后来,张琴玲患肺结核,医资匮乏,贫病交加,1942年仅30岁就死在呼兰 。张逸仙好不容易逃脱日伪监视,回到山东老家,后来转居上海,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 。解放以后,他不仅没获得什么荣誉,反而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上级组织对那段历史反复查问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际特科”组织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但张逸仙已经作古几十年了——历史留下了沉重的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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