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员 | 潘文捷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我这一辈子只有两个心愿 ， 一个是成为大数学家 ， 另外一个是提升祖国的数学 ， 使它领导世界数学 ， 进而建立完整的科技系统 。 ”在2021年1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没有强大的数学基础就没有良好的科技》一文中 ， 数学家丘成桐这样写道 。
丘成桐1949年出生于汕头 ， 后迁居香港 ， 1969年赴美深造 。 22岁博士毕业 ， 25岁任副教授 ， 1976年 ， 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Calabi Conjecture)与爱因斯坦方程中的正质量猜想(Positive Mass Conjecture) ， 并对微分几何和微分方程进行重要融合 ， 其影响直至今天 。 这之后他继续在几何、拓扑学、物理学上做出许多成就 ， 34岁时获得菲尔兹奖 。 他是哈佛大学数学系与物理系“双料”教授 ， 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中国高校也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数学科学中心 。
在自传《我的几何人生》中 ， 丘成桐讲述了自己从中国乡村的一个贫穷少年成长为世界瞩目的“数学皇帝”的经历 。 除了“沉醉于图形、数字 ， 还有曲线、曲面和高维空间” ， 他也长久地关注并致力于提升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 。 他曾直言中国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批评曾经教育环境的急功近利 ， 批评国内学术风气中政治与教育、研究不分 。 他愿意花时间在年轻学生身上 ， 加强国内数学的基本训练和水平 。 在自传中 ， 丘成桐也讲述了他为中国培养年轻数学人才的历程 。
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时 ， 丘成桐指出 ， 现在中国的学术环境比起过去有了进步 ， 已经从比较原始状态的学问水平走到了中等水平 ， 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 。 一方面 ， 他呼吁年轻学子为学问而学问 ， “不要太功利”；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为学者营造更为宽松的科研环境 ， 让他们愿意专心做学问 ， 愿意“走一条前人完全没有走过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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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何人生: 丘成桐自传》
[美国]丘成桐 [美国]史蒂夫·纳迪斯 著 夏木清 译
译林出版社 2021-3
01
“做官的欲望大了 ，
做学问的热情也就少了”
界面文化：你在《没有强大的数学基础就没有良好的科技》这篇文章里说 ， 你这一辈子只有两个心愿 ， 一个是成为大数学家 ， 另外一个是提升祖国的数学 ， 使它领导世界数学 。 数学家和大数学家是有什么区别吗？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大数学家”？
丘成桐：大数学家做的学问做了十年二十年 ， 乃至五十年一百年 ， 还会有影响 。 第二流的学者过了五年 ， 别人就不在乎你做什么事了 ， 第三流的学者不够一年大家就不在乎了 。 你要读东西 ， 得读一流学者写的东西 ， 有些时候 ， 读三流学者写的东西甚至会误导学生 。
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数学家 ， 但还是比不上国外的大师 。 中国土地上还没有出现学者能够完成第一步、让国外学者跟着走的大学问 。 我很尊敬华罗庚先生 ， 但他的学问还没有达到世界大师的程度 。 陈省身先生的学术成就却影响到全世界和后代发展 ， 但陈省身先生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美国完成的 ， 不是在国内做的 。
界面文化：我观察到一些学者年纪越大 ， 学术包袱就越重 ， 他们可能不去触及到研究前沿的真正新想法 。 不知道在数学界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 你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
丘成桐：有这种情况 。 很多学者年纪大了会去做行政 ， 听课、做研究的时间反而不多 。 天下没有不念书、不想问题就能够得出好的学术结果的 。
我虽然也做行政 ， 但行政的事都和数学有关 。 做校长、做理学院院长就不一样 ， 要对付很多不是数学的问题 ， 要想的事情就太多了 。 我做的是数学所的所长 ， 还是和数学、和研究有关 ， 碰见的人也都是数学家 ， 所以说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数学 。
界面文化：所以是因为做了行政太忙了 ， 所以不再去做研究 。
丘成桐：很多学者年纪大了 ， 也累了 ， 想休息了 。 跟着想追求的 ， 不是学问 ， 而是名和利了 。 很多人认为学问做到一定的地步后 ， 就应该去赚一大笔钱 ， 或者利用自己的名声或者影响力做官去 。 做官的欲望大了 ， 做学问的热情也就少了 。
02
值得培养的是
“花大功夫把学问做好的年轻人”
界面文化：你以前就很直白地讲过教育体制的问题 ， 比如过于重视量化考核 ， 现在在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都有以你名字命名的数学科学中心 ， 这些地方的教学情况你现在感觉如何？
丘成桐：中国很多大学都有数学所 ， 太多了以后 ， 有些学校大概想标新立异 ， 所以用我的名字命名 。 其实这些中心以我命名不是我想要的 ， 是他们坚持要做的事情 。 目前的教学体制确实是有问题 ， 比如很多地方考核很严 ， 但是却做不出很好的学问 ， 可见他们的考核方法没有达到效果 。 但这种情况也是在改变 。 现在清华大学等名校不停地在学国外的做法 ， 总的来说好处还是大一点 。
界面文化：你是怎么感觉到进步的？
丘成桐：现在 ， 不少年轻的教授、博士后做研究很起劲 ， 不会觉得非要听一个名学者指导不可 ， 敢于实践自己的主张 ， 这是和从前不一样的 。 1996年 ， 我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晨兴数学中心 ， 建议所里几个年轻研究员做几个重要的问题 。 我不常在中国 ， 我走了之后 ， 这些年轻人还是做得很起劲 ， 做得很好 。 但是有一个当了院士的导师去和他们说 ， 你们做的这个方向不是没有意思 ， 但是很难出文章 ， 这样做下去 ， 出不了文章 ， 所里就没有办法交代 ， 就会有困难 。 所以你们不要做这个方向 ， 找一些容易的学问去做 。 这样一来 ， 就把我原本定好的方向改掉了 。 我问年轻的研究员 ， 他们就说得跟着导师走 ， 否则以后升职都有问题 。
当年的风气就是这样 ， 年轻人做什么研究都要听年纪大的人指导 ， 年纪大的人不同意就不敢去做 。 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这么严重了 ， 年轻人都自己做问题了 ， 做得好就行 。 但究竟是什么是好的标准呢？教育部和学校看的指标是引用论文次数的多少 ， 这个标准也会产生糟糕的影响 ， 但毕竟也比从前好得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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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 。 图片来源：出版社供图
界面文化：四十年来你一直在为中国努力培养人才 ， 但是自传中也谈到有一些让你很失望的学生 。 现在看来 ， 什么样的学生才是你认为值得去培养的？
丘成桐：花大功夫把学问的事情做得很好的年轻人 。 现在年轻人都要“青千”、“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这种“帽子” ， 没有“帽子”就很麻烦 ， 有了“帽子”一辈子都没有问题 。 一般年轻人想做院士 ， 想要帽子 ， 为了当院士花了无限精力在里面 ， 浪费了大量时间 。
现在中国已经从比较原始状态的学问水平走到了中等水平 ， 要从中等水平走到最高水平遇到一些困难 ， 因为现在文章虽然发表了 ， 甚至还发表在不错的杂志 ， 可是要更上一层楼 ， 让学者走一条前人完全没有走过的路 ， 一般学者是不愿意的 ， 他们认为太冒险了 。
要怎么改变这种状况？有两个办法 ， 一个办法是取消用机器来评审学者的方法 ， 第二个办法是把“帽子”的位置去掉 ， 去掉对中国学术界就会有很大的刺激 ， 他们会开始专心做学问 。 现在总是要搞一些名堂来吸引学者 ， 这种吸引力在学术很落后的状态下是有好处的 ， 但是在学术环境比较成熟的时候是没有好处的 。
03
“没有真实兴趣 ，
很难成为好的学者”
界面文化：对我们这代人来说 ，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从小就被灌输的理念 ， 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一直“重理轻文” ， 文科基本上长期边缘化 ， 一些研究的经费常常不及理工科的零头 。 但你对很多文科的东西很感兴趣 ， 包括你有写书法、写诗 。 你是怎么看待“重理轻文”现象的？
丘成桐：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的那批理工科学生其实很懂文学 ， 但是 ， 改革开放过了15年左右 ， 学生对文科竟然没有兴趣了 。 那个时期大家都想要赚钱 ， 认为念文学、懂文学什么用都没有 ， 家长根本不希望小孩去看有修养的文学作品 ， 他们希望孩子专门花功夫在经济管理、计算机这些赚钱的学问上面去 。 到了最近七八年 ， 很多理工科小孩对文科又有一些兴趣了 。
【欲望|数学家丘成桐：学者做官的欲望大了，做学问的热情就少了 | 专访】界面文化：学文科的知识对学理工科有什么帮助吗？
丘成桐：念工科的人喜欢文学 ， 念文学的人计算机学得很好 ， 这都是可以的 。 念文学是不是对念数学有好处 ， 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 我很自然而有兴趣地读文学 。
学习文学、社会学等 ， 对理科有好处 ， 但不要太功利 。 中国做学问就是太功利 ， 补习班里要你机械式地做题 ， 直到做懂为止 ， 根本不必要 。 小孩子如果兴趣提上来了 ， 很快就自己会学 。 当年我学数学比很多人都好 ， 是因为我有兴趣 ， 根本不用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 ， 自己就会去考虑怎么做 。 如果学什么总想着对赚钱有没有好处 ， 那就没有办法启发小孩子做学问的兴趣 ， 如果没有真实兴趣 ， 就很难成为好的学者 。
虽然学者在专业上是有目标的 ， 但是中间学的时候应该是跟随自己内心的喜好和修养 ， 去到什么地方就学到什么地方 ， 重要的是专注而有兴趣地学好一门学科 。 文理两边都学 ， 都很自然 ， 不用什么理由 。 清华的四大导师中的陈寅恪 ， 连学位都没有 ， 他到处游学 ， 去学学问 ， 成为了世界第一流的学者 。 当时清华大学也允许他们这样有学问而无学位的人成为教授 ， 现在这个年头是做不到了 。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 ， 撰文：潘文捷、董子琪 ， 编辑：黄月 ， 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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